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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的保守主义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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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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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看，立宪缓行派提出的论据并非没有根据。然而，历史并没有选择立宪缓行派，立宪缓行派主张的“开明专制主义”在当时中国已经对广大的政治精英与士绅知识精英失去吸引力。实际上，庚子事变以后，清政权已经进入深重的权威危机阶段，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转向开明专制的适宜时机。同时，民族危机的克服，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立宪运动形成的政治动员，在振作社会公众的精神方面，确实却起到其他政治选择难以取代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正如保守派们所揭示的，西式立宪所需要的条件，在中国是如此缺乏，从而使立宪这种人们以为可以动员社会大众来克服危机的功能，却由于立宪的负效应而抵消。事实上，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政治参与引发的爆炸效应，如洪水般无法阻挡。
清末现代化过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深刻的两难困境：要通过集权的开明专制来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政治整合，则清政权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要通过加快立宪来扩大政治参与，则由于立宪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缺乏，而导致政治整合的严重困难。这种两难矛盾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难题。
清末立宪运动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出现的，在立宪运动出现正好一百年的今天，重新审视立宪缓行论的思想，可以获得一些新的启示，本文所考察的立宪缓行派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立宪政治所需要的条件的思考，对于西式立宪思潮的朴素批判，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的重视与强调，恰恰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人所忽视了的，近代保守主义思想对激进论的批判，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思想遗产，对人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宪政”（Constitution）在西方的原意，是对政府的权力范围的限制，但这个译语到了中国，则演变为实现“君民共主，上下相通”的制度工具。后来人们正是沿着这一思维逻辑来重构中国政治的。可以这么认为，一九零五年发起的立宪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思想文化上的“译语世界”的开端。清末的“筹备立宪”是“政治译语”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起点。固然，这种“文化误读”所激发的不寻常的政治激情，是改造旧世界的“荷尔蒙”，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不自觉地生活于自己制造的“译语世界”中，并根据自己对“译语”的误读，来改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对立宪之争的剖析，为追溯这种“译语世界”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分析。立宪缓行派的思想言论，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朴素的“反译语”的批评观的体现。这一思潮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或许具有更为新鲜的意义。
注 释
（1）例如军机大臣孙家鼐、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御史赵炳麟、王步瀛等人,均坚持这种主张。于式枚可以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曾公开表示，中国的立宪应在二十年以后才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种态度使他在占主流地位的激进的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的当时，显得极为另类，以致成为全国占主流地位的立宪派士绅的众矢之的。
（2）“刘汝骥奏请张君权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１０７页，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3）同上.
（4）“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３ ３６页。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东方杂志》，丙午年，第二期，２７页。
（9）《于式枚奏立宪不可躁进不可预立年限疏》，《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305页。
（10）《东方杂志》，第六期，１１７页。
（11）“赵炳麟奏立宪有大臣陵君之弊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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