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的动力：“自然科学的历史机制”与“为获得认可而斗争”

　　历史的发展有没有方向性、持续性和普遍性？人类是否存在着一种“世界普遍史”？如果有的话，其内在的驱动机制是什么？福山认为早在19世纪初期就进行过那样的大讨论，“那场讨论由于人类社会后来经历的重大事件实在太多而多少被搁置了”，只是到了“20世纪最后25年”，历史发展出现了“最令人瞩目的变化”——“不论是军事管制的右翼，还是极权主义的左翼，人们都发现，在世界貌似最专制的核心地带存在着巨大的致命弱点。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因此有必要“重新启动19世纪初期进行的那场大讨论”。①福山自承他“不谦虚地从两个不同的而不是一个方面来勾勒这样一个世界普遍史”②，一是“现代自然科学所代表的历史机制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历史发展的特征和现代社会的趋同现象，但它却不足以解释民主这个现象”③；二是“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历史的发动机”④，这能够解释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惟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⑤。

　　福山所建立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实际上包括了物质机制和精神机制，物质机制是从生产力（体现为福山所称的“自然科学”或“现代自然科学”）角度去分析，这可以解释为何会出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以及工业社会为何又会出现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但是，福山强调：“用经济学来解释历史既不完整，也不会令人满意。因为人不仅仅是经济动物。”⑥精神机制是从人类的心理和伦理的角度——“为获得平等认可而斗争”，这解释了人类社会为何会出现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过渡。

　　关于自然科学的历史动力机制，福山认为：“科学方法的发现从根本上把历史划分为有先后次序的并且不循环的各个阶段，自然科学一旦被发现，它的进步和不断被发展为解释后来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机制’。”⑦正是“自然科学”使“历史发展既有方向性也有普遍性”，福山认为自然科学的历史动力机制是通过两种手段发挥作用的，第一种手段是“军备竞赛”，虽然“科学的普及为人类的世界性统一奠定了基础，但起初的原因则主要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和冲突”，“战争以一种非常敏锐的方法体现出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性，而且也是最能检验现代化成功与否的标准。”因此国家的现代化总是不得不从国防现代化开始，“更有甚者，军事强国的威胁还会要求它对其社会制度进行结构改造，尽可能适应技术的生产和开发”。⑧第二种手段是“经济发展”，“现代自然科学通过不断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的欲望使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化不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密集地应用技术和发明新的机器，它也把人类理性运用于社会组织问题和创造合理的劳动分工”，而“不断合理的劳动组织带动社会结构大规模变革”。我们之所以“选择现代自然科学作为有方向性的历史发展的内在‘历史发展机制’，因为它是惟一一个大家都认为可以积累的大规模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而产生的历史是朝着一个惟一的、一贯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义务假定自然科学提高经济生产力的能力会使人有道德、更幸福、或者比过去状况更好。”不仅如此，“虽然自然科学可以被看作是有方向性历史发展的‘调节器’，但它终究不会成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⑨

　　福山深知：“毋庸置疑，世界上所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最成功的民主国家。但是，现代自然科学虽然已经把我们领到了自由民主这个‘圣经中的乐土’的门前，但却没有把我们送进乐土里边，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先进的工业化在经济学上找不到必然会带来政治自由的理论根据。稳定的民主制度有可能出现在‘前工业’社会中，如美国在1776年就已经实现。但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从明治维新的日本和俾斯麦主义的德国，到当今的新加坡和泰国，都可以看到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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