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相同，人人平等”却“没有抱负”的“最后之人”到底会不会出现？该如何防止出现这种“奴隶道德”的“完全胜利”局面？“最后之人”会不会由于精神仍然未能得到完全满足而重返霍布斯和黑格尔所称的“为荣誉而血腥战斗”的“最初之人”①？福山就此发出警告说：“从长远看，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可能，其罪魁祸首不是过度的‘优越意识’就是过度的‘平等意识’，即对平等认可的狂热欲望。我的直觉是，后者最后对民主的威胁更大。一个文明如果沉湎于一发不可收拾的‘平等意识’而且狂热地追求消灭所有不平等，必定很快就会陷入自然本身所设定的框框之中。”②福山否认现代社会社团生活的最著名的支持者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强调的“一个强大的共同体生活是民主的最好保障，能防止其公民不会变成最后之人”的论断，他说，由于“在共同体中，人拥有完整的权利但不承担完整的义务”，因此，“从长远看，平等的民主原则不利于共同体的发展”，③ “人们从共同体生活的衰落中得到启迪，未来我们很可能成为无忧无虑的、专心于自身利益的最后之人的危险，他们除了个人安乐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但也存在着一种相反的危险，如可能回归到毫无意义的名誉而进行血腥战斗的最初之人，尽管只能使用现代武器。实际上，这两种危险相辅相成，都是由于‘优越意识’没有得到固定而且积极的宣泄渠道造成的，优越意识失去宣泄渠道就只会以一种极端的、变态的形式重新出现。”④福山的对策是，“民主的长期健康和稳定有赖于它为其公民所提供的发泄优越意识的渠道的数量和质量”，这些渠道包括“企业家精神和其他各种经济活动”、“民主政治”、“体育、登山、赛车等纯粹形式上的活动”，最重要的一条是“企业家精神和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这些渠道“不仅可以使精神中的能量得以释放，把它变为一种生产力，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地下管道，用来排出那些会使共同体破裂的过剩能量”。福山不无忧虑地说，“倘若自由民主有一天会被优越意识所推翻，其原因肯定是自由民主需要优越意识，而且绝对无法仅在普遍的、平等的认可的基础上继续生存”。⑤

六 东亚的挑战

　　“尽管目前还不存在能够系统地取代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但福山充满忧虑地担心“某些在历史上可能从未有过的新专制主义也许会出现在未来”，“这些新专制主义如果出现，肯定是由两种不同的人创造的，一种是尽管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但由于文化原因经历了长期经济落后的人民，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取得非凡成就的人。”⑥福山认为这些新专制主义以亚洲最具有典型意义，故有时又称为“亚洲新专制主义”，第一种情况表现为西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第二种情况表现为东亚威权主义（或集团主义）。

　　第一种现象，福山认为，“即由于经济失败产生反自由主义的学说，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当前的复活，“可以被视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对非穆斯林西方保持他们的尊严时所遭受的失败的一种回应”。⑦许多伊斯兰国家，也曾勇敢地面对那些拥有军事优势的欧洲国家的竞争，“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全力以赴实行现代化，效仿西方那些被认为是保持竞争力所必需的做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规划都试图把西方理性主义的原则引入生活和各个方面，从经济、行政管理和军事，到教育和社会政策。”⑧土耳其凯末尔（或译为基马尔）的规划最为系统，“伊斯兰世界从西方引进的最主要的精神财富是世俗民族主义”，埃及纳赛尔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社会党的泛阿拉伯运动就受到了这种世俗民族主义的巨大影响。但西亚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除土耳其外基本上是不够成功的，这使伊斯兰传统文化“受到西方价值的最严峻挑战”，从而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活，福山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活只是一种更陈旧、更教条的价值体系的返祖式复活”，这种复活“只能从伊斯兰社会的尊严在西方的技术和价值面前的双重失败来理解。它不仅未能把其传统社会坚持下来，也没有在仿效西方方面取得成功”。①

　　第二种现象，“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上某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的结合”在东亚地区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山称之为“美国和法国（式）自由主义全球化眼下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何东亚的成功构成对西方价值的最大挑战？福山认为东亚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导致了东亚的“自我意识膨胀”，即把东亚的经济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东亚文化的优越性，福山认为东亚文化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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