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对战后的东亚现代化进程进行考察后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其他亚洲社会多年来曾向美国和欧洲看齐，视其为现代化社会的样板，并相信它们必须全盘照搬从技术到西方的管理经验，甚至西方的政治制度，以此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然而，随着亚洲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亚洲的自我意识也在膨胀，亚洲渴望世人承认：他们的经济成功归功于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还要归功于亚洲的社会坚持自己的文化中某些传统（如强烈的工作精神）和他们的对外开放政策。”③福山进而认为东亚社会是一个儒学社会，与欧洲和北美相比，政治权威在东亚有着特殊的背景，即由父家长制权威发展而来集团认可意识不仅“对保持工作精神非常重要，同时作为政治权威的基础也非常关键”。④福山认为东亚集团主义意识表现为一种巨大的顺从压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儿童从小就受到这种顺从的熏陶”，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必须服从托克维尔称之为‘多数的专制’，或者确切地说，就是所有个人必须服从大小各种社会团体中的多数。”⑤福山觉得这种东亚集团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依附和顺从意识，也是一种封闭性的排外意识，从而最终滑向专制主义，因为它抵制和消弭反叛意识、自我意识、自尊意识、开放意识、创新行为和言论自由。福山强调，对集团一致性压倒一切的强调最终导致：“在许多亚洲社会，个人对多数人共识的全盘否定的习性会被视为一种精神失常。”⑥福山举日本为例，他说：“虽然日本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像美国一样承认个人的权利，但日本社会倾向于首先认可集团的权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人只要属于某个已建立的集团并遵守集团规则就自然具有尊严。但是，每当他在集团内部主张自己的个人尊严和权利时，他便遭到社会的排斥并丧失其身份，就像传统专制的暴君被推翻一样。”⑦福山洞察日本的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他说：“在日本，个人最崇拜的集团是他的家庭，而且父亲对孩子充满父爱的权威是全社会权威关系的最原始的模型。”①福山对日本的民主政治也有着独特的解读，他说：“在美国人或欧洲人的眼中，日本的民主看上去多少有点专制主义。国家中铁碗人物不是自民党内部的高级官僚就是内部派别的领袖，这些人不是通过民众的选举而是依靠自己的文化背景或通过重要人物栽培才登上如此高位的。所有影响集团利益的重大问题都由这些人来决定，很少征求选民或民众的意见。从根本上讲，这种制度是民主的，因为它形式上是民主的，即符合自由主义制度所规定的定期多党选举和保障基本权利的标准。”②福山实际上认为日本式的民主是外民主而内专制的。战后自民党长期的一党独大制度，即福山所谓的“家长制式的一党专政制”③，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日本人民的选择、日本社会的选择或者从根本上来说是日本文化的选择。福山说：“也有人认为，日本为什么能实行家长制式的一党专政制，其原因不是因为自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把自己强加于日本社会，而是日本人民自己选择用这种方式被统治。日本现行的治道制度反映了植根于日本集团主义文化中的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这种文化对公开的或多党轮流执政感到深切的不自在。”福山认为“由于在绝大多数亚洲社会对集团一致的要求有着广泛的共识，因此在这些地区专制主义公开实行不足为奇。”④福山感到“新亚洲专制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有两点重要的原因支撑着，一是“不仅能与亚洲的儒教传统相结合”，二是“更重要的是，它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适用于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它理直气壮，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优于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制度”。⑤

　　福山认为东亚集团主义可能会给亚洲社会带来五大恶果，一是连最温和的个人意见也会遭到拒绝；二是限制了妇女走出家门就业的机会；三是消费者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必须接受他们没有什么发言权的经济政策；四是极端的条件下会成为滋生民族沙文主义和战争的温床；五是会导致高度的社会机能失调，如移民问题等。⑥

　　福山把东亚集团主义称之为“传统的亚洲价值”，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种传统的亚洲价值观面对现代消费至上主义浪潮的冲击“总有一天会崩溃”。不过，福山对此显然感到有点信心不足，他认为“这种变化过程过去十分缓慢”，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亚洲社会具有某种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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