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 |
 |
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
|
|
学思想还是理学化史学思想。这是为后人所忽视，但又不得不注意的一条线。遗民史家郑郊撰写的《史统》，无疑是我们观察晚明主流史学思想存在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我们选择郑郊《史统》研究的理由所在。
《史统》一书，今惟上海图书馆有一部清代抄本。此书长期沉睡书库，至今未有专文就其学术意蕴加以阐述。笔者曾就相关的明代通史编纂模式问题作过专题研究[3]，但也未及此书。今拟以《史统》为中心，对明代通史编纂中的主流性史学思想问题，作一专题考察。
一 认识论视野下的通史编纂
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通史的编纂，自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重头戏。刘知几曾坚决反对编通史，他的理由无非是嫌重复。其实，史学是一种现实与历史不断对话的认识活动。时代越往后，人们越需要重新整体地认识以前的历史，“通古今，明兴亡，审出处，示惩劝”。这样，重新编纂通史也就是必不可缺的活动。刘知几以后，通史编纂越来越为人所重视，正验证了这个道理。
明代的通史编纂，嘉靖之前，以纲目体为主；嘉靖之后，开始有综合体通史的编纂。嘉靖、万历时期，有不少学者投入到了通史编纂之中。嘉靖初年，有安都《十九史节略》470卷。嘉靖末年，有邵经邦《学史会同》300卷、唐顺之《左编》、吴珫《史类》600卷等。万历初期，写通史者也有几家，如邓元锡《函史》、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李贽《藏书》、袁黄的《袁氏通史》1000卷、许孚远的《续麟正史》。万历以后，则有张萱《西园汇史》、《西园史余》，郑郊《史统》。“近代从事于史学者，固有其人矣”[4]，这个考察是正确的。从当时通史编纂体例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续、仿郑樵《通志》，如邵经邦《弘简录》、邓元锡《函史》、郑郊《史统》；二是按时代顺序，节略二十一史纪传，明人称为“约载”[5]，如《十九史节略》、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马维铭《史书纂略》；三是分类体通史，如唐顺之《左编》、《袁氏通史》。这其中，《通志》无疑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弘简录》续《通志》而作，《函史》仿《通志》而作，《左编》则改编《通志》而来。《左编》是明代综合体通史的祖本，其他的几部通史著作，如《函史》、《藏书》、《史书大全》之类，都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郑郊说：“故汇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于人，精于理，精于事，精于文，便览读也。已抑扬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则无为贵汇矣。”[6]提倡汇史贵精，这是可取的史学编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编纂，学术化程度不高，多表现为“汇史”。不过，综合体通史，《史记》以后，也就《通志》，其他鲜能成功。明代有这么多的综合体通史，已很不错了。
明代中后期，产生了那么多通史著作，这种现象如何来理解？综合体通史的出现，是明代中叶“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后的产物。在理学统摄一切的宋明时期，汉唐学术文化遭到了否定，传统的经史文本鲜有人注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断层”。至明代中叶以后，在外部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内部学术自身否定之否定规律双重作用下，出现复古思潮，经史文本又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不过，“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难以遍览，于是有人开始删繁就简，编纂通史。郑郊说：“汇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势难卒业；且其中义例不当，畔教悖理，滥也尚矣。”这是说，通史的编纂，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供简明的通史读本，让普通士人有个历史读本。二是为了解决编纂指导思想问题，借改编之机，写出更符合时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为时代政治服务。除了共同性的通史要求外，这里关键的是史家不同的主体重构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历史认识活动，历史编纂是一种主体重构活动，史著的编纂有一个不断重构的规律。史著的不断重编，主要取决于史家对历史的主体认识。史家作为史学认识主体，由于时代、史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诸多不同，对前人编纂的史著不满意，于是就产生了重编动机。明代的通史编纂，从史学思想来考察，唐顺之、邓元锡、邵经邦、吴珫、许孚远、魏显国、张萱是一派，他们的史学思想是主流的理学化史学思想，而李贽表现为异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