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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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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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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中期至明代中期。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复古主张的深入人心，汉唐传统学术精神开始占居学坛主流。在这种情况下，郑郊坚持走理学化史学道路，不可能不打折扣。《史统》的变化之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统》力图合春秋派与史记两派精神于一体。“《春秋》一书，自是圣人造化心手，开辟以来奇作，非后人可僭拟。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足矣。若必貌其皮毛，亦欲寄一字于褒贬之中，时势既异，情理俱乖。苏氏有言‘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焉宜且僭，则善矣”[28]。这段话表明，郑郊反对形式上的模拟，重视从精神实质上学习《春秋》，“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同时，也提倡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如在三国正统问题的处理上，就有所变化。“陈寿、司马温公以魏正统，既失天理之公；而《纲目》帝蜀，又微失轻重之平。今一准《春秋》之法，据其事而书之，庶几无憾”[29]。
第二，在人物写作上，反对完全的道德化，要求写出人的自然属性、精神丰采。“然欲以三代纯德退汉、唐、宋人物，其意盛矣，抑气运不齐，人才各异。今欲齐以三代纯德，则失其自然之道矣。史家叙事，当如写生，各貌其人之精神面目而出之，足矣。若欲增损五官，易其妍丑，则非矣。况萧、曹、房、杜，器量淹远，有之纯德，恐亦未也。萧、曹可以居于大臣，而霍光、狄仁杰不与焉，此予之不解者”。《函史》以“三代纯德”进退历史人物，在郑郊看来，有失“自然之道”。“史家叙事，当如写生”，这是郑郊史传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第三，在史传文学上，提倡学习《史记》，但反对机械模拟《史记》。“文章各有机杼元气流行笔墨之间，岂必步步太史公、班兰台之皮貌套调？庸人拘琐，株守古迹，如儿童仿硃书点画，不能自运，岂可与言书法变化之妙哉”？在郑郊看来，文章有“机杼元气”，应该讲究“书法变化之妙”。《史记》的传记写作精神在于“传神写照”。“然《史记》传神写照，往往在一二琐事中。后人不知此法，此其无关治乱也，削之，故无复生趣，精神不能生动。今或补入，庶几子长之遗意”。只注意“治乱”，“徒知纪事”，不注意人物的“精神丰采”，这正是宋明时期史传写作最大弊端所在。郑郊认为，《函史》弊端之一便是传记写作“寥寥”，没有写出人物的“精神丰采”。“且已作帝纪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大臣谟》。人生立朝，其精神丰采，大底不数十大节。舍此数十大节外，再作谟传，必至寥寥。其人之精神丰采不出，自然之势也。此法起于宋贤，徒知纪事，不事传神写照，所以其书多不如古，不可法也”。要求“传神写照”，这反映出晚明文学思潮的新变化。嘉靖、万历以来，在复古派的倡议下，人们学习史汉，多有机械模拟之弊。如瞿九思为了写《万历武功录》，购来史、汉，“举无不字模句拟，方缪敢操笔”[30]。明末以后，人们反对“剽拟”，提倡“性灵”，文风开始转变。当时的张岱，在文学上就主张司马迁的“传神写照”精神。在提倡“传神写照”这点上，郑郊的文学思想，与张岱是吻合的。“吾史如天马行空，短长奇纵，离离合合，奔轶绝尘，古今不乏伟人，自能相赏于皮貌之外，未可与流俗人言也”。看来，郑郊对《史统》的文笔是十分自信的。
《史统》有史记派的痕迹，这不奇怪，综合体通史，就是史记派的看家法宝。郑郊既从事综合体通史编纂，自然不可能不受史记派的影响。朋友们称《史统》“以子长、子瞻之笔，发千古未发之谈，而一衷于圣人之道，知人论世，称物平旋，诚学古之津梁，济时之指南也”[31]。也有朋友赞其《史统》“正色庄语，而不入于迂腐；褒贬是非，而不涉于偏激。不为刻论深文，不务标新博趣，一出于平心易气，设身处地，折中以圣人之道”[32]。这些评价是准确的。
三 从《史统》看历史解释作品的评价
《史统》的首要价值是理论与框架结构。
传统史学，总的说来，理论色彩不强。以《史记》为代表的综合体史著系列，叙述居多，论断多寓于叙述之中。宋明间的史论，又往往从论到论，偏重纲常评判，缺乏实在的内容。在通史编纂中，由朱熹的《纲目》到丘浚的《世史正纲》，贯穿了正统论。由于编年史结构简单，内容更多的是纲常色彩。程朱有不少解释中国历史的言论，不过没能完全施之历史编纂之中[33]。从更高的天人关系层面上考察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始于邓元锡的《函史》。郑郊《史统》是继《函史》之后，从天人大道关系考察中国历史的作品。《函史》、《史统》的理论就是治统与道统框架，它们提供了一套解释中国历史演变规律的理论模式。《史统》是一部既有理论解释，也有叙述的作品。郑郊的新意在于按邓氏理论，将中国历代政权分为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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