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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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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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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蒙史学思想。“荆川《左编》，乃以评隲品类；李贽窃取，标新见奇，銛锋所趋，巧言偏词，忿设无由，是非何能不纷纷耶？邓潜谷《函史》，盖欲随而维之”[7]。称《左编》按照评判标准分类，《藏书》标新立异，“议论颇见责于儒者”，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不过，说《函史》想弥合《左编》与《藏书》之间的对立，可能是误读了。《函史》和《左编》间有否有关系？《左编》刊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其后几年，正是邓元锡开始作《函史》时间。从时间上考察，它们应该有关系。不过，《函史》和《藏书》间恐没有直接的关系。《函史》成书于隆庆五年至万历二十年（1571－1592）间，《藏书》成书于万历十年至二十七年（1582－1599）间。也就是说，《函史》写作时间早于《藏书》。所以，说《函史》弥合《左编》、《藏书》之偏差是不正确的。至于说《函史》水平“度越”《左编》、《藏书》，这也是郑郊作为明朝人的评价。
从实际成书来看，明朝的通史编纂，在郑郊之前，主要是唐顺之《左编》、邓元锡《函史》、李贽《藏书》三种基本模式，郑郊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这三部通史著作。他对三种通史模式进行了认真的批评。“本朝若（唐）襄文之《左编》，邓氏之《函史》，大底皆祖《史记》。《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李卓吾因是编以成《藏书》，而是非颇谬，欲以黄老之道废圣人之大中至正之学，不足谈也。潜谷先生学术醇深，《函史》一书，功大力宏，精矣，其失也侈。夫以一人之心而欲合《尚书》、《春秋》之义，该纪传、编年之体，大书小书，尽人尽物，直欲令三千年人物、度数、文章尽于数十部书中，不亦侈乎？且已作帝纪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大臣谟》。……大臣贤者，如汉之公孙弘，唐之狄仁杰、裴度，宋之李纲之流，先生既微抑之，不欲与于大臣谟烈；又心惜之，不欲列之名臣，止附之帝纪之内，是矣。然秉均奸臣如汉之董卓、梁冀，唐之李林甫、义甫，宋之丁谓、王钦若、秦桧、史弥远之徒，亦皆附之帝纪，虽叙事中邪正自见，然于体制则无别矣。余观先生述作之功，是是非非，理明义正，不袭不悖，知其于道深矣。先生高风远韵，既为有明有数人物；而《函史》一书，亦为天地间有数之书。……予于《函史》不揣仰同者十之三、四，其不同者十之五、六”[8]。郑郊这段史学批评，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左编》、《函史》祖《史记》，这个观点，只能从综合体通史风格来理解。讲《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这个评语是到位的。第二，说李贽想以黄老之道替代唐顺之的治乱思想，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李贽实际是以启蒙史学思想代替理学化史学思想[9]。第三，说邓氏是“有明有数人物”，《函史》是“天地间有数之书”，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检明清学人对邓元锡及其《函史》的评价，也就郑郊此论最高。第四，郑郊推崇《函史》的通史构筑模式，但不完全认同。他觉得《函史》存在“侈”、“体制则无别”二个弊端。他想在《函史》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明代的通史编纂事业。当然，《藏书》是一种异端史学模式，自不在考虑之列。真正对郑郊作《史统》有影响的是《左编》与《函史》两书。对《左编》、《函史》的肯定与批评，就形成了郑郊设计《史统》的新思路。
遗憾的是，郑郊在这里没有讲清《函史》的“本天以立例”特点。《函史》体系的最大的特点是从天人合一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演变。邓元锡在宋人基础上，首次提炼出治统与道统两大体系[10]。这种思想，为晚明人所接受，如叶向高就说，“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11]。
二 “主于明统”的《史统》
明人用统论解释中国历史，始于《函史》，但邓元锡不免还有点遮掩，所以称之为《函史》。到了郑郊，就公开打出了“明统”旗号，称之为《史统》。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史通》，不曾有过名为《史统》的作品。
郑郊（1612～？），字牧仲，晚年自号南泉道人，福建莆田人。父郑泾，以讲学名海内，博学，攻古文辞。郑郊7岁便知诵《毛诗》、《史记》，这为他以后编通史打下了基础。年20余后，非常喜欢古文、诸经、子、百家言。六经以下，无不研究。曾到铜山，随著名学者黄道周学习。据郑郊自己说，他爱静，尤喜欢坐到深山里，一坐就是七、八年。又爱干净，“夙夜洒扫几案，上下纤涯不栖”。坐在桌前，点一支香，捧一本书，悠哉悠哉地看书。性格“疏爽，轻财好施。喜亲名贤，虽倾性命事之，无所惜。至浮名虚誉，则心厌之”。读书之外，什么不管，“断绝人事，刀贝、金钱皆不入其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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