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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

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如何评价史观类作品?历史研究主要有两大模式,一是发现历史事实,一是作出历史解释。按照这种区分,《史统》是一部偏重历史解释的著作。也就是说,是按照主体的历史认识来重构历史的。“大都以前史为粉本,而出入叙次、论赞之文,则一出于心手”[34]。先有“预设”再作编纂的作品,其文本特点往往表现为“结构+材料”,重点在于构筑理论体系与具体的“书法”,然后再调配、选择有用的材料。而材料往往是从旧史中抄来的,在历史事实发现上下的功夫不多。这些书没有增加新的材料,也没有解决多少知识论意义的上具体历史问题。因而,这类作品,在现实之中,往往为实证派所否定,以为理论容易过时。在传统史学史研究中,也以否定居多,以为对历史学科的发展贡献不大。其实,我们应该纠正这种理念。我以为,不同种类的作品,应用不同的标准来衡评。发现历史事实的作品,应重视它提供的新材料与新观点;而历史解释作品,则应注意它的精华在于理论与思想,在于它的框架结构。结构在实证派看来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它无疑能扩人视野,具有方法论意义。
  其次《史统》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主流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郑郊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中国史学史上内容较为丰富的一段,各种新的史学思潮层出不穷,主流史学思想普遍遭人怀疑。经历政权更替的清初,人们多关心现实的富贵生活,少有人潜心读天下书。“即潜心读天下书者,然圣学不讲,心性不治,不能反身而诚,则不虚不明,谁复知天人之大道?其于圣人中正仁义之旨,《春秋》笔削忠恕之微,无所折衷。人持一心,心持一意,决发于喙,喙宣之书,恍惚雌黄,自适而止”[35]。即便在遗民史家群中,也更关心故国历史文献的保存。从事古史研究的人不多,朱明镐在从事历代正史研究,王夫之在读《通鉴》,写《读通鉴论》、《宋论》。郑郊是惟一一位在做中国通史编纂的人。《史统》如此坚持正统立场,高扬主流史学思想旗帜,在当时已很少有人能理解郑郊编纂的良苦用心了。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重新从故纸堆中检出《史统》这样一部作品来加以研究,真有晃若隔世的味道。不过,我们又很清醒地意识到,史学史研究毕竟不是“点鬼簿”,而是为了搞清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作“实态研究”。《史统》的发掘,表明了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从全面了解明清之交史学来说,《史统》是值得研究的。
  当然,理论有高低之分,史观有唯物与唯心之分,有政治化史观与学术化史观之分。我们承认郑郊《史统》的理论价值,并不能因此就不能指出它的不足。传统中国的宏观历史理论,多从天人关系入手考察。司马迁首先提出的“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种典型的认识模式。邓元锡、郑郊的历史理论模式,也有类似特点。不过,他们所谓的“究天下之际”,显然不同于司马迁。司马迁讲天人之际,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他观察中国历史的变化,更重视经济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而邓元锡、郑郊更强调天人的合一,以道贯通古今。道的阴阳离合,决定社会运会的偏全。这个“道”,更接近于“绝对精神”。也就是说,前者有唯物色彩,后者更多的是唯心色彩。
  其次,打破时间顺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唯物史观主张史著的编排,既要遵循逻辑原则,又要遵循历史原则,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传统的叙事派史家也主张按时间顺序排列中国历史政权的系谱,而理学化史家主张按先验的“道”支配下的“统”,重新排列历代政权系谱。“道”是理念的、超时间的。这种结构,有点类似今天的逻辑、理论层面。不过,这是一种唯心的史观。它的问题在于,优先考虑逻辑原则,其次考虑时间原则。为了道、统,历史事实的时间顺序可以牺牲。一般说来,正统论是一种政治化道德论。这种正统论,停留于理念层面已经够伧。如果再付之实践,编成史著,那是更不堪设想的。郑郊批评《左编》结构混乱,“《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君始自汉,而臣则纂及于战国。汉、唐、宋正统外,篡夺之君皆黜之。而其臣又与汉、唐、宋并列,殊觉不伦。文辞亦未经删定”[36]。其实,《史统》同样存在结构混乱毛病。将中国历代政权系谱,按正、统、变原则,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这同样是一种“乱”。“君子著书立言,一秉虚、公,何患不行世乎”[37]?虚、公确是一条理性准则,但准则不是空的,它仍依托于一定具体立场。郑郊所谓的“虚、公”原则,就是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德原则。他不怕《史统》不行世,可实际寸步难行。《函史》出来以后,已经难为人所接受;《史统》如果出版,应该说更难为人所接受。从《史统》结构来看,郑郊没有走出《左编》、《函史》以来僵化的通史认识模式。
 
    结论
  1.遗民史家郑郊的《史统》初成于明末,终成于清初。这是一部定稿,可惜没能出版。《史统》一书,风格兼于《左编》与《函史》之间。从思想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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