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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治统与道统框架下的通史编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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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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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生活越来越清贫，“衣、食恒不可得，妻、子饥寒立骨”，但他却不管。世间俗人多把他当作狂士，离他而去[12]。崇祯八年（1635），24岁，始为诸生，食饩。崇祯十七年（1644），34岁，为督学郭子奇、李长倩所赏识，拨置第一，与弟颊同贡于朝。时直明朝政府风雨飘渺之时，自然不可能出仕。南明初期，与著名抗清志士徐孚远、夏允彝定交。顺治三年（1646），福建的唐王政府跨台。失望之余，郑郊奉母携弟郑颊遁荒，隐居莆田的壶公山南泉，坐在几间老房子里，过上了遗民生活。此后30余年，足迹不及城市，惟以著书自乐。晚年曾著《明易》、《订说》、《诗函》、《精义》、《南华十转》、《水书》、《偶笔》、《寓骚》、《折衡》及禅诗文若干卷等，可惜多未及刊刻，今传世不多。
郑郊“所观载籍极博，好考境是非”，曾著《古论》数十篇[13]。此书成书年代不详，可能在作《史统》之前。这一部书，确立了郑郊对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基本看法。此书不少内容，后来体现在《史统》之论部分。由《古论》，进而《史统》，这标志着郑郊走出了为论而论的模式，走上了以论带史的道路。《史统》始于崇祯九年（1636）七月，十七年（1644）九月，初稿完成。这8年时间，正好是郑郊做诸生时期。成书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请著名学者方以智写了序。书成后，适遇明清更替，书未及刊刻。清初，郑郊以遗民自守，“乃出其家赐书，复贷诸亲朋，得二十一朝正史、稗史，与夫六籍、百家之言”[14]，继续修订。康熙十一年（1672），郑郊60岁，《史统》最后定稿，朋友及自己替此书作了序。康熙十三年（1674），郑郊又作了凡例。时年62岁，《史统》算是最后定稿。“深山布衣，既无朝廷之力，又鲜宾客之助”，完成《史统》一书，确实不容易。此后事迹不详，因为生活在深山之中，与外界断绝交往，所以，外界也不知道他精确的卒年，大体卒于康熙中、后期。《史统》也由于经费等原因，未及正式出版。当时不少学者，起码在福建学人圈里，是知道有这部书的。所以，福建学者黄虞稷编纂的《千顷堂书目》有其书，但《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没有收录。今惟上海图书馆有清代“好古堂”抄本24册，略有残缺。“好古堂”是郑郊抑别人书堂名称？这个抄本是如何保存下来的？这些版本学问题，由于缺乏相关参考资料，只能留待以后再研究了。孤本传世不易，我们希望有出版社能将此书影印出版。
《史统》体例杂合《左编》、《函史》而来。《史统》的基本框架结构是治统与道统。最后有隐逸、方技、附纪三部分。《史统》始唐尧，终大元，共有5表、21纪、2205传、14志、17附记，系以论赞之言。《史统》只有纪传，不写制度，这有作者自己的考虑。“前代礼乐制度，详具《全史》、《通典》、《通考》、《通志》诸书，今不赘陈”[15]。人详我略是一个因素，制度通史难写也当是一个因素。
《史统》是一部理学化史学范型的通史著作。郑郊历史思想，有较浓的理学色彩。他对历史学性质是这么定位的，“史者，穷理尽性之书也”[16]。这是一种典型的理学化史观[17]。郑郊还片面地将史著的首要任务定位为辨统。“《春秋》者，圣人之辨统之书也，不以威势强弱为得失。……自孟子以后，圣学湮塞，作史者不明天人大道，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18]。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春秋》是一部“辨统之书”。弦外之音，《史统》也是一部以《春秋》为效法榜样的“辨统之书”。在郑郊等理学化史家看来，孟子以后传统史学的衡评标准是相对的，“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不值得提倡；只有永恒的、至高的“天人大道”，才是应该提倡的历史绝对衡评标准。辨统，正是郑郊编纂《史统》的核心目标所在。
不同的历史解释理论，产生不同的编纂模式。《史统》是从天人关系、治统与道统关系的变化来观察中国历史演变轨迹的。郑郊认为，历史是“道”的演变史。“道者，所以传天地之终始者也。天地不知其所以始，则亦不知其所以终；而能知其终始者，道也。昔者圣人传古今也，略于传事而详于传道。以为道者，事之所从出焉者”[19]。“道”到底是什么？“道”统摄天地历史的终始，人类社会自“道”起步，也自“道”终结。冥冥之中，这个“道”可以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和西方哲学家提出的“绝对精神”已有相似之处。郑郊进一步提出，“道”不是完全抽象的，它有具体的载体，这就是“统”。统的表现，或治统，或道统。郑郊认为，道的离合，决定统之分合，“帝王之兴，应五运，得天统；与闰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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