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也就开始沉寂了。战国策派的一些论说多数不是基于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以学论政的色彩过浓，其研究结论也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战国策派对传播斯宾格勒、汤因比学说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真正的兴趣还在于根据西方形态史观“创造”新理论新学说。若从传播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来考虑，他们的贡献又是有限的，不能估计过高。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传入中国，时至战国策派的出现，“形态史观才受到学术文化界的广泛注意”[59]。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事实上，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战国策派的“形态史观”，而不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式”或“战国策派”的形态史观受到学界注意。即使不区分这种“形态史观”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它受到学界的重视也不是始于战国策派。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自1918年问世以来，甚得中国学人的关注，20年代张荫麟译刊《斯宾格勒之文化论》，30、40年代《人与技术》、《马克斯主义在欧洲》中译本的出版，以及众多学人对他的理论加以积极研讨，数量繁多的译著也涉及到文化形态史观，这些都足以说明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20世纪上半期输入中国的状况，在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美学等领域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这也是其他西方史学理论所难以与之相媲美的。30、40年代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准备翻译这部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作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开创者，40年代学界开始比较两者理论的异同，对这派的史学理论认识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战国策派的出现预示了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与本土史学的一次“联姻”，一度声势浩大，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这次中西史学的嫁接，表面上红红火火，然而并不成功，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没有在中国现代史学中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宛如昙花一现。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影响面仍限于观念层面，如同鲁滨逊新史学派一样，最后都免不了被新一股史学思潮所冲淡而沉寂。
参考文献:
[1] 《历史指导》（History as Direction），好爱伦（J.S.Hoyland）著。这本书对斯宾格勒的史观作了很详尽的说明，当时国内有的学者通过此书了解斯氏的学说。郑之骧在《近代史学观念的动荡》一文中说：“当第一次大战刚刚终了的时候，一个德国学者斯宾格兰（Oswald Spengler）出版了一部《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这部书给整个思想界一种新的刺激，尤其是史学界受他的影响不小，因此就产生了一派斯宾格兰史观。这里我预备用好爱伦的意见来说明这派的史观，在他的《历史指导》一部书里，好爱伦很详尽的把这派史观说明一番。”（见《文哲》，第1卷第8期，光华文哲研究组印行，1939年11月1日）
[2] 叶法无：《文化评价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第8－10页。
[3] 叶法无：《斯宾格拉的文化史观及其批评》，《文化与文明》，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版。
[4] 黄文山：《人类，文化与文明》，《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4年8月15日。
[5] 黄凌霜：《社会进化》，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再版，第80-81页；这些文字后又以《社会进化与社会轮化论——其理论及批评发表于》一文发表于《社会学刊》第1卷第1期。
[6] 分见于《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2月20日）、第1卷第2期（1934年8月15日）。
[7] 《文化学》没有在《新社会科学季刊》上登完，后黄文山感到此书的重要，全文收入自己所编的《文化学论文集》，广州中国文化学学会1938年版。
[8] 拉波播尔著、青锐译：《历史哲学》，辛垦书店1935年第3版，第20页。
[9] 曼脱来布著，杨枝嵘、黄糓仁译：《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78页。
[10] Marcel Mauss著、卫惠林译：《文化的要素及其形态》，《社会科学研究》第1卷第4期，1935年12月。
[11] 爱尔乌德著、钟兆麟译：《文化进化论》，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第第3版，第163－166页。
[12] 《人类的前程·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13] 《人类的前程·原序》。
[14] 《人类的前程·绪论》。
[15] 《近世文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1期，1928年12月24日。
[16] 商务印书馆“新时代史地丛书”中的《欧洲现代文化史》，即此书的异译本，包玉珂译。
[17] 《“历史并非科学”—— 德国学者之新说》，《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22期，1930年5月12日。
[18] 《现代文化史·序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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