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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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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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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比，一样要经过开花与结果，生长与枯死时代。朱接受了《斯宾格勒的哲学》的看法，以为斯氏的社会轮化说完全受了黑格尔的影响[21]。
《历史哲学大纲》（1933年）则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史观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斯氏否认人类历史总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概念，这样的“世界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各不相关独立的几种文化。《西方的没落》第2卷举出9个高等文化：（1）埃及文化；（2）巴比伦文化；（3）印度文化；（4）中国文化；（5）希腊罗马文化；（6）阿拉伯文化；（7）墨西哥文化；（8）西欧文化；（9）俄罗斯文化。这些文化的产生都起于突然，不存在连带关系，互相不了解。文化也是生物，所以欲理解文化结构，不可不用动植物比较形态学的方法。人类每种文化的都有童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以至不可避免的死亡。斯氏提出了“命运”的观念。在他看来，各种文化的发生及消亡，都只是一个自然的命运，没有一种文化能够避免死亡。西欧文化，即所谓的“浮士德”文化，也已步入绝境，将来起而代之的是俄罗斯文化。据他的说法，未来的新文化属于俄罗斯农民所创造的文化。命运为什么要使文化突然发生，又突然消灭？斯氏又提出了“文化之灵”的假说。每一种文化的历史，都只是文化之灵的一个发现、一个比身。真正的文化之灵都具有宗教性，文化所表露的一切生命的形式，即各种艺术、礼拜、教理、形而上学及数学的形式世界、装饰艺术、诗歌、思想等，都有宗教性。一切文化的本质是宗教的，因而一切文明的本质，便是伪宗教的。进而区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文化一发展到老年时代，便入于文明之死亡的绝境，没有哲学、艺术，剩下的只有一群野蛮人，从事于物质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发展。文化初期的特征是从田野发生城市；文化后期的特征则为城市与田野的斗争；最后文明时期则完全为城市胜利，而向着世界都市发展。所以一种文化越向文明发展，离文化之灵诞生地田野距离越远，终告消灭。
朱谦之特别重视斯氏的历史认识论。《没落》对“自然的世界”和“历史的世界”作了严格的界定。自然的认识都超时间的、非历史的、非有机的必然的形式，所以是数学的、因果关系的；反之历史的认识是时间的、不重复的、有生命的，内在的感情的，所以是生物的、直观的。历史学家虽应用了史事，那不过是手段，最重要的是直接用感情之眼来直观灵的象征。那么如何把握这些象征？斯氏认为须先以艺术之眼抓住那伟大悲剧之命运的特征，历史学家与艺术家一样，应该将一切的生成，一切的内在体验，都融化于直观的谛视中。他的历史观是以历史的观察法为艺术的直观。《没落》“序论”又云“本书意为预测历史之实验而作”。朱认为斯氏一方面提倡历史的直觉，一方面又坠入“为预见而知”的社会学方法，“这不能不说是他思想的伟大，同时就是他思想的矛盾了。”[22]1935年出版的《文化哲学》，朱谦之对斯氏的学说还有所阐发。甚至到了40年代受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刺激，计划从事“比较文化史”研究，旨在批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错误认识[23]。
《历史哲学大纲》后附参考书书目中有日本关荣吉著的《文化社会学》。30、40年代这本书有张资平中译本（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发行）、吴凤声中译本（中日文化协会1941年出版），从社会学角度对斯氏的学说也有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没落》的日译本可能在它出版后不久也流传到中国。上海图书馆藏一套1926年初版的《没落》日译本第1卷2册，扉页题“昭和二年壹月贰日”，邓天民在日本买到这部书，然后寄存于中华学艺社图书馆。这说明1927年就有人从日本购得《没落》日译本带回国内。更何况民国时期有的书店专门经营日文书籍，如30年代有点名气的上海南强书局。日译本完全可能如英译本一样很早就流传到中国。
（三）苏联（批判）路径
50、60年代中国对西方史学的认识多数受苏联史学的影响。因批判战国策派而祸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那时基本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61年翻译出版苏联学者康恩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对斯宾格勒、汤因比有专门的批判，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苏联史学虽然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对我国史学界的影响日益增强。但若辨析其源流，可追溯到20年代以来的民国时期。苏联史学在民国时期的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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