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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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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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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虽然不能与建国后等同视之，但对少数“左倾”知识群体产生过不小的作用。30年代部分学者对斯氏的学说采取批判的态度，大致受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苏联史学的影响。
《西方的没落》出版后，很快引起苏联最高领导人列宁的注意。1922年5月列宁在《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一文中指出，不管“施本格勒之流和一切狂妄地崇拜他（或者是研究他）的有教养的小市民为此怎样痛哭流涕”，然而旧欧洲的这种衰落不过是“世界资产阶级没落史上一段插话而已。”[24]国家最高领袖对斯氏的态度，必然会引起不少苏联学者的呼应。高尔基在许多文章中批判斯氏的观点，如《论智识分子》一文对《人与技术》的批评[25]。苏联学界对斯氏的批判得到了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响应。
《新中华》是民国时期一份进步学术刊物。旁及或专论斯宾格勒的文章多数持批判的态度。1934年江送怀的《机器文化是否已经跑到绝路》说：“斯宾鸠利所预言的西方沉沦，与其说是科学与机器的沉沦，毋宁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沉沦。”认为斯氏的预言是“毫无根据的空谈”[26]。1936年任衍生在《新中华》发表的《斯宾格勒底文化史论及其批判》一篇长文，是“批判”文章中颇具代表性的。正文之前所加编者按语，非常值得我们思量。编者说：“斯宾格勒是在今年春间死去了。他的理论，中国批判他的很多人，在苏联则高尔基等人也时时著论抨击。任先生这篇叙述兼批判的文字，并不是想特别纪念斯氏，只是对斯氏再提出一个批判而已。”从这段材料至少可以透出三点信息：首先，学界对斯氏应该十分关注，估计当时不少出版物报道了1936年他的死讯，要不然编者也不会知道他死于春季；其次，中国批判斯氏的文章不在少数，任文只是众多批判文章中的一篇而已；再次，苏联学界对斯氏的批判性言论为部分中国学人所注意，并受其影响。任对《没落》一书的大意叙述得清晰明白，不在叶法无文之下。虽然有很多人称许斯氏的理论，但任却不敢苟同，认为批评得不够深刻，他把《没落》归纳出五条重大错误：第一是观念论。单纯的心灵、精神、灵魂并不能产生文化，然而斯氏却以为历史中到处都是物质、形式为意志所决定。这犯了观念论的错误；第二是神秘论。斯氏所提出的“灵魂”、“命运”等概念都带有浓厚的神秘意味。以为文化产生于一时的“突变”，反对达尔文的“渐变”，把文化的本质和基础看成是宗教的，都给予文化以神秘性。神秘论是观念论的必然归宿；第三是多元论。把文化分为几个并行的、互不相关的种类，各个独立，这就是多元论的表现。进化论主张生物出于一源的一元论，无机物和有机物都是一元论，乃世界为一元论的根据。所以斯氏的文化多元论，“没有成立底可能”；第四轮化论。斯氏的文化论是多元的，所以反对把各种文化排列成一条线的进化论而持轮化论。轮化论的正确性是相对的，进化论才有绝对性，轮化论必须隶属于进化论，以“绝对的轮化论为他底文化史论底基础，显然错误”；第五是复古论。这是神秘论之所必然，以宗教为文化的灵魂，宗教是农民的，田野的，所以斯氏的文化论以农业和农民为基础，轻视科学，以为“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都是退化的事情。”任认为比尔德嘲笑斯氏是普鲁士乡间佃农，“其实宁肯说他是普鲁士乡间地主，他底世界观完全是中世纪的，有充分的反动性。”
任衍生系统批判斯氏理论之余，对他的可取方面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斯氏认为文化有生老死的过程，带有辩证论的特征；他把文化看成从童年、成年、老年的必然发展过程，具有因果律的“有定论”倾向。然而这些部分“真理”都是就原则而言，没有触及具体的说明。最后，任总评说：“斯宾格勒底文化史论是资本主义文化崩溃底证明，不在崩溃时代，是不会有这种理论的，神秘论、多元论、轮化论、复古论，乃至整个理论中的悲观论，完全是一种没落意识、颓废意识和反动意识。这是资本主义文化崩溃时代一切学术思想不能上进之自觉的表白。”资产阶级在这个崩溃时代，知道大祸将临，常常与其残存的地主联盟，共同向他们的掘坟人进攻。因此，斯氏一面夸诩贵族政治，指明“白色独裁”的重要，一面又夸诩个人主义，暗示权力意志在“反动中、最后挣扎中”的作用，所以“斯宾格勒底文化史论完全是反动的理论，它底真实性是部分的，而错误则渗透了全体。”[27]这种充满战斗风格的文字，已蕴涵着40年代对战国策派批判的预示，并多少让人回想起1949年后盛行的大批判文风渊源有自。
任衍生这篇文字发表于《新中华》，影响面似乎只限于圈内学人。而后来胡秋原的《历史哲学概论》对斯氏的批判，则广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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