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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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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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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所知。胡将斯氏归入“工业文明反抗论”中的悲观主义派。“斯彭格拉著《西洋文明之没落》，以其博学掩其混乱之理论，曾动一时之听闻”，《人与技术》以资源涸竭、失业罢工以及有色人种之机械化，为西方没落之征，不过出之以“玄学”，斯氏最后高叫“奋斗”，即希特勒之“奋斗”。将斯氏的学说视为法西斯主义理论，胡秋原开了先例。斯氏的理论有自相矛盾之处：（一）以为偶然及个人的作用很大，但他却又可预言将来；（二）他的历史循环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如圣西门、黑格尔、俄国列昂季耶夫（Leontiev）都有近似的见解。历史想象中有反复节奏诚系事实，然无绝对重演，重演亦必带有新的成分。谓文化死亡之宿命论，是将社会与生物同视，如果了解社会与生物有不同的法则，可知这种皮相类推，毫无价值。胡秋原认为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终会变成犬儒主义而成为暴力之护符[28]。
五、文化形态史观在40年代知识界
40年代出版的“历史哲学”、“史学概论”、“文化哲学”之类的著作不少涉及斯氏的学说。如瞿菊农的《现代哲学思潮纲要》[29]、胡秋原的《历史哲学概论》、伯伦汉的《史学纲要》[30]、姜蕴刚的《历史艺术论》、吴文藻的《论文化表格》[31]、陈序经的《文化学概观》等，对他都有所评论。斯宾格勒的《马克斯主义在欧洲》中译本1941年出版。战国策派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借用和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斯氏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这一时期人们将他与3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比较研究，对他的认识有所深化。文化形态史观派的两位开创者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40年代并行不悖，然汤因比渐有独大之势。
“中德学会”在这一时期对斯氏理论的传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成立于1933年5月，1939年创编出版《研究与进步》季刊，1940年改版《中德学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德国学术文化的论文。这个刊物上大部分涉及斯氏的文章，都与王锦第有关[32]。1940年他在《士榜格论欧洲文化》一文中认为[33]，“欧洲衰落说”并不奇怪鲜新，欧洲早就有衰亡的“预言”：第一是宗教的来源。基督教是欧洲文化的主要成分，依基督教的解释，人类的历史是救度的历史，世界历史最重要的阶段是创造、人类的堕落、旧约与新约、基督的再来、最后的审判。所以只有等待现世的灭亡，才能实现理想世界的天国。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这种消极的“世界末日”思想根深蒂固；第二是政治的来源。当神圣罗马帝国强盛时，一般欧洲人绝不相信这样的国家最后也不免要灭亡，所以人人都恐怕自己国家的衰落；第三是历史哲学的来源。斯氏是这种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这种学说以为文化如同生物，不可避免要衰亡。王氏以为欧洲衰落虽不能避免，但欧洲文化仍有活动的余地[34]。1941年王在《中德学志》发表了一篇《人与技术》的书评，同年他又译刊士榜格的《文化形态学的研究》[35]。士榜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德国教育家及哲学家。1942年王文俊将士榜格193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讲稿和1936年在普鲁士科学院的报告一起翻译出版，题名《文化形态学研究》，署名“斯勃朗格”，重庆独立出版社发行。王文俊认为文化哲学在中国太生疏了，不但文化哲学的著作不易看见，就是译述也不易找到，这两篇文字恰恰是“研究文化哲学的津梁”，所以把它译出来以供有志文化哲学研究者参考[36]。士榜格的文化形态学研究受斯氏的影响最大，《文化形态学研究》对斯宾格勒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有所诠释。
《马克斯主义在欧洲》原名：Preussent umund Soziailismus，今译“普鲁士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署名“斯本格拉”，刘檀贵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5月发行，哲学名著译丛之一。全书分译者导言、绪论、革命、社会主义与生活形式、英国人与普鲁士人、马克斯、国际主义等7章。原书初版于1919年，译者据1924年版译出。这本书痛斥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情形，故译者改为今名。斯氏认为《马克斯主义在欧洲》可以算作《西方的没落》的第二部，这本书全部的哲学思想都是《没落》一书中之一部分“当做核心演进而来的”[37]。因此，《马克斯主义在欧洲》与《西方的没落》、《人与技术》构成了斯氏学说的“三部曲”。
斯氏认为历史不是一团交替更迭之个别事实、皇朝、年代，而是一个有机体组织，犹如生物上之形态一样，有发芽、开花、结实与凋谢时期。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其文化上的基本特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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