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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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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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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编辑此书是为“反驳斯盆勒之悲观态度”而发的[12]，他不赞同斯氏等人的悲观论调，对于现代文化之将来，“拒绝悲观，代以乐观。”[13]比尔德认为《没落》不过是表彰乡间文化反抗城市文化而已，颇带讽刺口吻说：“普鲁士乡间的佃夫对于柏林的那些银行家商家企业家等有点大不甘心。”[14]他对斯氏的论说很不以为然，未加分析，全盘否定，难怪《文学副刊》指责《人类的前程》只是为“美国之物质商业机器文明作辩护”[15]。西方学界对现代文化的争论，在国内也得到了回应，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大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便是显证。胡适、丁文江等人则是比尔德一路的乐观派，而如宗白华、张君劢等则引斯宾格勒为同调。
《现代文化史》（A Culture History of Modern Age），系斯宾格勒的同胞福利德尔（E.Fredell）著，王孝鱼根据C.F.Atkinson的英译本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16]。巧合的是，C.F.Atkinson同是《没落》和《现代文化史》的英译者，《文学副刊》也将福利德尔与斯氏相提并论[17]。福利德尔认为斯宾格勒是尼采以来德国最有势力、最生动的一个思想家。他给了我们一种历史的形态大纲，不去看那千篇一律的世界直线图画，而去看那重要文化系统的多元现象。文化是一种有机体，文化史是他们的生物学。他给我们提供了治历史的一种新观念，即所谓“同时现象”。福利德尔认为斯氏这些发现“如同一个火把，在漫漫长夜之中，替我们闪出了一时的光明”。福利德尔借用斯氏理论解释文化史的写作极为深刻：
在婴儿时期，人类像一种菜蔬似的，只会想到自己和离他最近的东西，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写什么历史；在幼年时期，他拿一个诗人的态度去观察世界，所以他对历史的观念就如同一首诗似的；到了成年时期，他把行为当作生存的目的和特征，所以他写的是政治史；到了老年，他起始去了解世界，但已晚了，只能采取一种疲懈不进，退一步想的态度。
他还指出斯氏的学说是时代的产品，其立论是根据生物学、实验心理学、微妙的统计学，甚至于机械学，没有一点宇宙意义的信仰[18]。
（二）日本路径
19世纪20世纪初年中国主要取道日本获取西方史学资源，而至1911年尤其五四以后，留日学生锐减，赴欧美留学者不断增多，所以这个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日本的“中介”作用愈显次要，通过欧美留学生直接将西方史学引介到中国，成为了一种主导方式。然而通过日本了解西方史学，仍是一条重要的辅助渠道。如李大钊、朱希祖、朱谦之、杨鸿烈等人都曾留学日本，他们对西方史学的认知则以日文本为主。《没落》在中国的传播，“斯宾格勒—日本—中国”这条路线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西方的没落》不仅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也有所回应。斯氏的学说虽然很早就传到中国，学界对他也颇有兴趣，但民国时期毕竟没有出现《没落》的中译本。日本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没落》日译本的出版时间甚至略早于英译本。1926年村松正俊译刊《西方的没落》（《西洋の没落》）第1卷[19]，分2册，据版权页介绍，第1册出版于1926（大正十五）年7月13日，同年7月15日六版发行，第2册出版于1926年9月15日，同年9月17日四版发行，1927年1月出版第2卷，东京批评社出版。村松正俊根据《没落》1922年修订德文本翻译。日译本居然在短短几天内重版四次甚至六次，这在出版史上恐怕也是罕有的，可见它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了。《没落》第1卷日译本出版的同年，日本学界还译刊了《斯宾格勒的哲学》，德国奥古斯特·迈塞尔（August Messer）著，奥津彦重译，东京共立社1926年10月发行。
朱谦之是民国时期积极传播斯氏理论的一位学人。1929年他获中央研究院资助东渡日本，从事历史哲学研究。两年后回国。此后他在一系列著述中探讨斯氏最常用的参考书，是《没落》的村松正俊译本和奥津彦重译的《斯宾格勒的哲学》。《历史学派经济学》（1933年）开始讨论到斯氏的学说。历史的世界是“生成”的世界，是时间的自觉的生机主义的世界；自然的世界是“既成”的世界，是空间的概念的机械主义的世界。因此，斯氏也承认历史事实不可逆的原理，历史事实不可重复。朱认为斯氏与新康德派的论调似同而异[20]。《历史学派经济学》讨论黑格尔学说的时候，将斯氏与黑格尔作了一些比较。《没落》站在世界史形态学的观点上，高唱历史的周期性，把文化与植物的命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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