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下） |
 |
时间：2009-7-24 13:58:03 来源：不详
|
|
|
何以知道有启承关系的存在？他认为有三种迹象可寻：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宗教和蛮族入侵。大一统帝国结束了旧文化，而大一统宗教一方面是行将衰亡的旧文化人的遁世之所，一方面又孕育了下一代新文化的种子。这种大一统宗教有由外输入的，如中国的大乘佛教、西方的基督教；也有本土产生的，如印度的印度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大一统帝国的崩溃不是由于也不是始于蛮族入侵，但形式上的表现往往是蛮族入侵。蛮族入侵以后，纷份在帝国旧址上建立起许多部落国家，这些国家旋起旋灭，不能作为下一代承先的文化基础，不过是新旧文化交替的一种现象而已。因为汤氏有文化的“启承”之说，所以他与斯氏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解释有很大的歧异[51]。1947年施子愉的《从斯宾格勒看索罗金》一文，则对斯氏和索罗金（P.A.Sorokin）的学说加以推阐[52]，从而对斯氏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黄文山也认为斯氏和汤氏在文化哲学上的洞见颇为相似，然后者有“特独的天才，广博的学问”，能够利用多种语言，采取比较方法，对文化材料作广博的搜究，这点似又超过斯氏[53]。1948年张君劢曾在一次讲演《世界文化之危机》中，对《没落》作了较为深入的评析，被他视为讨论现代文化危机问题的“第一本书”[54]。将斯氏学说与汤因比、索罗金作比较研究，反映了40年代学界对斯氏理论认识的深化，同时也可以衡量当时研究斯宾格勒的学术水准。
战国策派借力于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得以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反响。探讨战国策派与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关系的论著甚多[55]，在此不复赘述。应该指出的是，战国策派在学界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当时回应文章大部分是围绕着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发表不同的见解，换言之，人们讨论的是“中国”的文化形态史观而不是“西方”的。从战国策派的论说追溯其思想渊源，从而探究“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与本土之间的差异，至少在40年代尚没有发现这类文章。因此，以战国策派的实际影响来衡量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认知度，两者恐怕仍有一定的距离。在战国策派的一大串名单中，他们对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学说有多少认识？那些介入争论的其他学人又对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了解多少？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雷海宗和林同济研究过斯宾格勒、汤因比的著作，是有案可查的。早在1931年雷海宗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讲授《欧洲通史》，对斯宾格勒的学说就有所论述[56]。1937年雷海宗与孔繁霱、刘崇鋐、张荫麟在清华大学开设“史学名著选读”，要求学生选读史学专书五种，其中就有Spengler,O——The Decline of the West[57]。30年代雷海宗发表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一些论文后结集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其中不少文字可寻受过斯氏影响的痕迹。不过，雷海宗结合了中国历史，对斯氏的学说有所改造、发挥。1946年林同济将战国策派的一些论文编辑出版，直接冠之以“文化形态史观”，他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指出：
关于方法论——一个根本又根本的问题——我以为中国学术界到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辨证革命”的两派全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憧憬展望之中，我把它名叫‘文化统相法’。……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58]
“历史形态学”是值得“参照”的，为了有别于西方的历史形态学，林称自己的方法为“文化统相法”。可惜受篇幅的限制，他没有进一步讨论“历史形态学”与“文化统相法”之间的异同，要不然我们可以对战国策派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变种”，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雷海宗和林同济在文中都直接引征过斯宾格勒或汤因比之语，这些都透露出他们思想的方法论来源。
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的方法论是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变种”，而在学界真正发生影响的是“中国”式的文化形态观，恐不能以此来判断人们探讨斯宾格勒、汤因比思想的热情。战国策派那些亦学亦政文章的出现及其效应的产生，都导源于当时国内外战争的背景，一旦战争结束，他们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