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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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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下)

时间:2009-7-24 13:58:03  来源:不详
为他种民族或他种文化所不能仿效。这一理论在分析英国人与普鲁人的差异中得到了运用。斯氏指出,西欧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是西班牙人、英国人和普鲁士人,而意大利和法国人则被视为历史的配角。西班牙人在16及17世纪间,以椭圆式的艺术弥漫西欧,这个带“世界性”的文化,何以产生于西班牙?他的答案是:西班牙人有一种伟大的使命,没有“自我”,只有一个团体,不是兵士就是教士,不是向上帝服务,就是向皇帝服务。西班牙人发挥了这种精神,欲囊括四海,组成一个无日落之帝国。西欧近代文化有两个泉源:西班牙和英国,普鲁士文化是西欧文化的再生。18世纪后的西欧历史,西班牙人已退居舞台的幕后,所以斯氏以为目前支配西欧文化的,只是普鲁士式与英国式两型而已。英国民族与德国民族在蒙昧时期同为日耳曼种族,属于荒芜之北欧。后来英国民族徙居英格兰,以其孤岛地位,则养成“海盗精神”、个人主义思想;而德国地处大陆,四面都有受敌人攻击的可能,故养成了德国民族的“骑士精神”,导致英国和德国民族精神冰炭不相融。斯氏藉此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源于英国的文化传统,从各方面批判马克思,如从伦理学方面则斥之为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经济方面则为自由贸易学说、抢夺政策;政治方面则为代议制,为两个政党之斗争政策而无国家之精神;哲学方面则为实证论等等。此外,更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历史精神来陪衬出马克思主义之不当。最后斯氏呼吁德国青年“为其先祖精神变成适合他们生活方式而努力”[38],要自豪于这种使命。
   根据译者介绍,《马克斯主义在欧洲》与《没落》同为“脍炙人口,惊动世界”,斯氏的著作“材料丰富,东学西说,上下古今都包罗其中,而且语句警惕,每令读者血液沸腾。”刘檀贵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徘徊于歧路,无所成就,这20余年来只在破坏上做过工作,积极上政治建设因各方关系,仍裹足未前。他之所以译刊斯氏之书,亦缘于是书“值得我们参考”[39]。不管译者的立场是否正确,其现实关怀十分明显。《马克斯主义在欧洲》中译本面世后,也引起了一定的影响。郑学稼在此书出版一个月后即撰文介绍,他认为斯氏之书“值得每个中国青年一读”。郑氏详述斯氏这本书之大意,对他以地理环境来解释民族精神的不同,发表了不同的见解。郑认为斯氏的思想方向是正确的,而思想的说明却由于“缺乏历史的具体条件而空虚”。如果在比较英、德不同国民性中,指出英国资本主义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整个历史传统之外来的“主义”,他认为应当“有条件地加以接受”,希望青年读者用中国的具体史实,和英、德比较我们的历史条件[40]。
    文化形态史观首创于斯宾格勒,尔后英国史家汤因比(A.J.Toynbee)加以发扬光大,成为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一个新流派。中国知道汤氏可推至1923年译刊于《学衡》杂志的《希腊之留传》(The Legacy of Greece)。这本书系英国李文斯敦(R.W.Livingston)所编,网罗硕学名士撰文,第九篇希腊之史学,即由汤因比所作。吴宓的“编著识”对汤氏有极简略的介绍:“童璧Arnold Toynbee伦敦大学东罗马及近世希腊方言、文学、历史教授。”[41]1927年汤因比的《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命运动的异同》一文译载于《国闻周报》,蒋廷黻在译文之首说:“陶恩培是英国专门研究近东问题的一个人,他著的《土耳其》一书,大为一般学者所称赞。”[42]在汤氏成名作《历史研究》出版之前,他在中国史学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1929年太平洋国交会在日本京都举行,汤氏是英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会议闭幕后由日本取道朝鲜到我国东北和北京旅行,归国后写了《中国旅行记》(A Journey to China,1931)。
    1934年汤因比出版了《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前3卷。1935年张君劢在广州明德社学术研究班和青年会作《中国与欧洲文化之比较》系列讲演,对《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作了介绍。这些讲演又题名《明日之中国文化》,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陶尹皮”认为创造世界文化的有21个单位,张君劢认为21个文化单位之说,其中重复颇多,可以减而损之者很多。文化的起源,通常有二说:一为地理说,二为人种说。汤氏既反对独以地理或独以人类解释文化发生原因,乃创“挑战与反应说”,谓环境向人类挑战,人类必须谋所以应之,然后方能发生文化。张认为此说较地理说、人种说为“合于事理”[43]。事实上,张君劢在传播和介绍汤因比的史学思想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不仅在各大学、学术团体讲演中,不时向人们介绍汤因比,而且50年代台湾翻译出版的《历史研究》前6卷节本,也与他有关。张为钟建闳译的《历史之研究》节本所作序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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