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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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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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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故事，若竟是儒家托古改制所造成的，用来作史前的根据，那未免太孟浪了。”王宜昌发表《中国社会史短论》，说：郭沫若“以为中国奴隶社会，在秦便完了。这是误解了。”后来他又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二、三期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史》，认为郭沫若用文化革命或文化兴盛来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是错误的，只利用记载材料和发掘材料也是不足的，仅仅使用恩格斯和摩尔根的理论是不够的，何况郭沫若在应用他们的理论时也是不充分的。
其次，动力派批判新生命派新。例如，李季属于动力派，陶希圣属于新生命派，两人根本观点是接近的。但是李季也不完全同意陶希圣的说法。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认为，官僚的发生是由于有权的贵族将领杀戮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争领域的知识分子为心腹。李季则认为，因为有了货币才产生了官僚，李季的理论根据是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109页上的话和韦伯《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三卷和《经济与社会》655页上的文字，认为他们的理论把陶希圣的“主张打得粉碎”[9]。甚至像王宜昌，说过偏颇话的，但是他批评新生命派，说它是玄学的，也是资本主义的，认为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所说的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上抄来的，即所谓的经济一元论（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2]。他的这些批评还是比较中肯的。
再次，动力派内部一样有着批判。例如刘镜园，政治上也为托派人物，可是他批评任曙《中国经济研究》说：“任君在中国经济研究中，虽然自己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唯物的辩证法，但实际他是很一偏的，只看见现象之一部分而未窥其全。”批评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有两个缺点：“不注意指出中国现有的封建剥削形式”；“不甚注重帝国主义妨碍中国生产力之发展。”[10]王宜昌批评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由《动力》上的论文构成主要内容，缺乏历史的追究，《商业资本》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严灵峰的贡献在于反驳了“新思潮派”的封建或半封建论和不主张“新生命派”的过渡社会理论，而主张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优势，但却未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而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在王宜昌看来，具有严灵峰的局限，但在新材料使用上是有研究精神的，不过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当时的社会阶级，因此不得不弄出错误[2]。
最后，新思潮派内部也有批评。例如朱新繁，一般认为他是“新思潮派”[10]，然而他在给王礼锡的信中所表露出的思想丝毫没有党派气息，信中说：“故弟极愿在第二辑上发表新作，除陈独秀彭述之严灵峰外，复有李立三沈泽民及俄人米夫。此外，弟尚拟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主要对象，为批评郭沫若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郭氏此作，见解荒谬已极，矛盾百出，而此书销路颇佳，诚有痛斥之必要也。”[11]]可见，他没有因为郭沫若与自己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就采取非批判的态度，而恰恰是相反。
当然，学者中也有进行折中调和的，例如朱伯康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现代中国经济的剖析》，指出，“实质上，中国经济是封建主义经济欤抑资本主义经济欤的问题未免太机械了，这样‘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简单逻辑实在不能应用于中国经济的剖析上，······在我未想到更切当的名词以前，暂名这种经济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若再明白些说，也可以勉强的说是半殖民地下之半封建的经济。”
当论战由政治论争发展到学术争鸣时，论战参加者无论是不同派别之间，还是同一派别内部，大都表现出学者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一种求真精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藩篱，而希望能够认清中国的国情，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出来。可见，学术无法离开政治现实，但是对现实的束缚有着执着的挣脱，对当时论战中的学者是不能简单的使用政治派别的标准加以衡量的。 三、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被广泛接受
就在人们讨论中国社会史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经历哪些阶段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关于中国的奴隶制问题和亚细亚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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