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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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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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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朱新繁（朱其华）“是代表‘新思潮派’的思想的一个人物。”（《读书杂志》1932年第二、三期合刊。）严灵峰在《关于任曙、朱新繁及其他》中也称朱新繁“是斯达林学派中所派生出来之‘自我吹牛’的标本角色。” （《读书杂志》1932年第七、八期合刊）然而1931年10月29日朱新繁致信王礼锡，表明“弟著作名现已改为其华，新繁旧名，不复再用矣。”31日王礼锡回信表示“以后著作名当遵改其华。”（《读书杂志》1931年第四、五期合刊《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出版以后通信十一则》。）1932年3月26日《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封公开信》声明：“以朱新繁名义发表的著作无论已毁或尚存，我全部否认，因此项稿件，大部非本人所作，我必须绝对否认！” （《读书杂志》1932年第二、三期合刊。）无论署名朱新繁的文章是否为朱其华所撰，就从文章所反映的内容看，朱新繁是可以被看成“新思潮派”的。
[11]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否定了奴隶制的存在。李季在《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列出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商末以前是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法时代，自殷至殷末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生产方法时代，自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自鸦片战争以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读书杂志》1932年二、三期）。陈邦国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而有的只是奴隶经济这种“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 （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读书杂志》1931年四、五期）。他甚至还在《“关于社会发展分期”并评李季》中否定人类历史奴隶社会的存在，陈邦国说：“奴隶经济之为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正与原始图腾形式之为原始社会到氏族社会的过渡是一样的。在一般的历史发展上，奴隶经济不能一社会阶段。即有奴隶经济，也不一定有奴隶制度的社会或奴隶社会。”（陈邦国《“关于社会发展分期”并评李季》，《读书杂志》1932年七、八期）。王礼锡认为，“在中国的各时代中，奴隶是从来就有的，但不曾在生产上占过支配的地位。”甚至，“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不但在中国找不出，就在欧洲也不是各国都要经过这个阶段”（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之谜的时代》，《读书杂志》1932年七、八期）。还说：“殷代是正在崩溃中的氏族社会，而有初期封建社会之萌芽。”（王礼锡《古代的中国社会》，《读书杂志》1933年三、四期）。]杜畏之则以为，“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更无东方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1932年二、三期）。王伯平主张“奴隶制度不能列作一个社会进化的独立阶段”（ 王平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读书杂志》1932年七、八期）。胡秋原认为“殷是氏族社会的末期，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初期。”（胡秋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读书杂志》1933年三、四期）。
[12]郭沫若后来的观点有所变化，他在《文物》1936年第二期上发表《社会发展阶段之新认识》，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
[13]有的学者以为生产方式才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利刃（丘旭《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新思潮》1930年4期）。甚至像陶希圣也依据《资本论》的说法，以为社会的发展就是，物质生活之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生活过程——上层构造之一和精神生活过程——上层构造之二构成的（ 陶希圣《社会科学讲座 马克斯的社会进化论》，《新生命》1929年5期）。
[14] 该书发表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四、五期合刊上。
[15] 该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32年第一期上。
[16] 该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四、五期合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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