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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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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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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1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0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7种；如欲深造，还有13种。
这些著作中被翻译成汉文的有：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政治经济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恩格斯《德法农民问题》、《德国农民战争》、《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反杜林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史的一元论》。列宁《民族革命原理》、《国家与革命》。布哈林《唯物史观》。
这些书籍成为参加论战的学者必读著作。严灵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布哈林《××主义的A.B.C》、《××党宣言》、柯资基《马克思经济学说》、博哈德《通俗资本论》、蒲格丹洛夫《经济科学大纲》、《哥达纲领批判》等等重要书籍我都很细心地看过；并且对于我个人社会科学的知识的增进是有莫大的帮助。”他读过的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还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论》和列宁《国家与革命》。[17]
唯物史观经典著作的翻译与运用以及社会形态理论方面的争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得许多人都拿起辩证唯物论作为理论武器。对此罗新慧指出，“不管人们是否真正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人们依赖的重要理论工具，是当时的史学界最具号召力的学说，它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正是初步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者们才有可能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中国是否经历奴社会、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讨论，人们的视野也才得以开阔。”[18]（P44）
社会史论战中许多人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或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王锡礼在比较社会史论战和人生观论战时认为，人生观论战是科学与玄学、唯物与唯心的争论，各有各的蓝本，是形式逻辑与玄学的争论；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科学成为常识性的真理，它是以中国实际为对象，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的唯物论内部之争[5]。甚至像新生命派的萨孟武都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程序的，若据各国经济史所示，则社会的发展过程，大约是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为奴隶社会、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才达到社会主义社会。”[19]（.P1）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发展史的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吴西岑曾经指出，“‘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治社会科学的人，无论懂与不懂，总喜欢生吞活剥的把这个时髦商标贴在自己的货色上，以求兜揽顾客。”[20]王宜昌也说：从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但同时是不了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15]
的确，那时的论战者确有一哄而上的嫌疑，许多人从唯物史观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为自己的文章戴上眩人的理论光环。孙倬章就批评严灵峰和任曙，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的凤毛麟角，”不过“他们仍不不免陷于机械的唯物论，只知道是——是和非——非，不能辩证法的研究问题。”[21]但是如果按照吴西岑、王宜昌的说法，则又未免过分。事实上有一些学者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还是保持着学者的风范，即对于理论和学术的批判态度，上文已涉及，不再赘述。
总之，中国社会史论战，尽管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然而通过论战，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被翻译过来，唯物史观成为人们解释历史的理论， 一些历史研究新领域开辟出来。不管人们在使用唯物史观时出于什么态度，或者如何不成熟，但是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有了一次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与接受，正如一位史学家而言，“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16]（P32） 参考文献
[1] 朱逸之.半殖民地中国之经济结构的特征[J].新生命,1930,（10）.
[2]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J].读书杂志,1932,（二、三）.
[3]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M].上海:生活书店, 1937
[4] 方峻峰.托洛斯基派之中国社会论[J].新生命,1930（5）
[5]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J].读书杂志,1931年,（四、五）.
[6] 周子东等.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7]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1932，（二、三）.
[8] 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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