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论战的学者者，纷纷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例如朱新繁《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14]，引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汇第一卷》、《哲学之贫困》，批驳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的观点；引用《哲学之贫困》、《伊里基全集》第2卷上册的话来批评顾孟余、托洛斯基、拉狄克、陈独秀对列宁的误解——以为列宁也否定中国存在封建制，认为他们其实是荒谬的。再如孙倬章在《中国土地问题》[15]中，引《资本论》第3卷第2册法译本说明佃农变为资本家，在于生产商品以获得剩余价值；佃农介于地主和劳动者之间，受国际市场的支配，佃农资本家生产的大部商品送于市场；引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说明列宁完全依照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农业资本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引《政治经济学批判》法译本，说明中国没有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生产部门，支配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引《哲学的贫困》说明所有权是历史的产物，是发展的，社会关系对于某个时期的重要性。他还在《中国经济的分析》[16]中，引用《共产党宣言》5次，《政治经济学序言》4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次，《资本论》、《哲学之贫困》、恩格斯《宗教哲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德国共产党的要求》、列宁《农业的资本主义》、列宁《十九世纪末的俄国农业问题》各1次，说明中国经济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帝国主义，那种排除帝国主义以分析中国经济从而否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是荒谬绝伦的。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当时参与论战的王宜昌曾经指出，“在一九二七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各种杂志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中，多是依据历史的唯物论这根本的指导原理来的。” [15]
　　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底是如何论述社会发展问题的？而且当时有的学者并为能够完整地阅读他们的著作。人们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了解和研读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何兹全在回顾他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时说：“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16]（P32）
　　《新思潮》1929年第2、3期合刊上，李德谟做了《关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书目试编》，其中马克思传记3种、马克思著作11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经济11种，马克思主义8种，反马克思主义3种，附恩格斯著作中译本7种。1930年第4期上，吴乐平《马克思主义精粹》，列了一个书目：马克思主义初步研究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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