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还对历史人物和普通民众在历史及其创造中的关系作了阐发。他认为，普通的个人与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中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少数杰出历史人物并非天生的，而是从普通人群中来，“特殊人物又必出在普通人群中，且亦不能专凭己力为之，乃其同时乃至前世之普通人群同心共力凑合配当而有此人之出现，遂以归之于天。但此人仍必于普通人群中做人。亦可谓仍是一普通人。又必待此下社会不断有人信仰崇奉，然后才成为一独特人”[9]。少数杰出历史人物主持和领导历史，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制约和作用他们的活动，“通泰之世君子道长，固由当时群心群力皆在助长此君子之道”[10]。

钱穆明确提出历史是由历史中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心，普通民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普通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这一思想对儒家的“民本论”及其民众的历史创造思想作了现代性发展。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明确论述了民众在历史中的地位，提倡“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他只是为了肯定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非主体性的根本地位，他是将民众与土地和政事作为统治者的“三宝”，并不是讲民众作为社会主体是怎样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圣贤”，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也同样不是从肯定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创造作用的角度出发的，而只是为了说明“人性善”，是为了说明普通人通过心性的修练可以成圣的理论。钱穆的思想显然是对传统儒家有关历史创造者思想的突破。钱穆还指出，历史中的人（物）对历史的作用，有正有负，相反相成，他们相互作用的共业，才创造了历史。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没有的，这种观念颇似恩格斯讲的历史创造“合力论”。

但是，由于钱穆仍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对历史中的人和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创造作用、以及历史发展中的普通民众与少数杰出人物相互关系的看法，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民众创造历史的民众史观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真正的民众史观认为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他们才是历史创造的决定性力量。而钱穆则没有这种思想。他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中心与主宰，实际是从儒家“人性善”和“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的理论来说的。如上所言，传统儒家并没有从这一理论进一步去论证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钱穆的思想固然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然而，从传统儒家的这一思想出发推证，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否认普通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一立论所蕴含的意思，一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心性，即成为尧舜的资质，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尧舜这样的杰出历史人物。可实际上，最终能成为尧舜这样杰出人物者在历史上却是极少的。在宋明新儒家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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