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钱穆反复强调指出，历史的真正主干、灵魂和中心是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可以改变和支配历史。他说：“历史最重要的是人物，……历史要靠人物，人物可以将这个地区黑暗的历史变为光明，也可以将这地区光明的历史变为黑暗。”[11]“历史之主干在人物。……没有人物，仅有社会，也不会有历史，如非洲社会存在并不比中国社会迟得多，只因没有人物就没有历史。”[12] 他又说，领导、创造和维持历史的是少数杰出人物。因为，有人才有历史，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有少数人来创造历史。而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绵延，定要有少数人来维持使其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只是少数。……人群所更需要者，乃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13]。他还说，历史时代的开创和形成只能由少数杰出人物进行，“只有少数人卓然杰出，能开创出一新时代，主持一新局面，斡旋一新事业，此在政治学术皆然。此乃有了人物而始有此时代者”[14]。如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便是有此人物而有此时代之例。他认为：“此杰出少数人，有高度，有深度，乃经人类长时期无形的民主选择而公认。由于此少数人而始产出人生大道与夫文化之大传统。”[15] 而各时代的流俗人随时代的冲洗和淘汰便会消失，只是假多数；各时代的少数杰出人物却能超越和跳离时代长存于历史，所以，他们才代表着人类的真多数。

由此可见，钱穆的历史创造论本质上是一种英雄史观。

二  历史人物之种种和圣贤史观

不过，钱穆眼中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即真正英雄，并非帝王将相一类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等，而是历史中道德至上的圣贤。准确地说，他的英雄史观是一种道德性的圣贤史观。钱穆的思想体系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立足点的，其圣贤史观是儒家道德决定论在历史创造问题上的具体展现。

钱穆把凡在历史上进行活动、对历史起过影响和作用的人，均视为历史人物，或称历史上的人物。他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了五种划分，而品评其高下、优劣和得失的标准，一是心性道德，二是事功表现，其中，首要和根本的标准则是道德。

第一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三类，即：治世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成功得志与不成功得志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

关于治世和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钱穆说，按理说历史人物必该在历史上有事业以见其人之伟大，因而，人物似乎总该多出在治世盛世。但是，中国历史却不然，乱世和衰世产生的人物更胜过治世和盛世。这是因为，伟大人物不能完全靠事业来表现，“所谓大人物，他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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