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他说：“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我们可以说，底层比浮面更重要。……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有表现的人物。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法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那个时代，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可能那些无表现的人物，他的影响作用却更胜过了有表现的。”[23] 不过，所谓的下层人物并非一般的民众，而是指那些虽无政治事功表现，道德人格却十分高尚的人。如，钱穆说，《左传》虽是春秋时期一部极详尽的历史，颜渊却不见记载，但颜渊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可见，钱穆划分历史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分别是以政治事功和道德人品为标准的。下层人物比上层人物更重要，就是说道德重于事功。
第三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何为历史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钱穆说，历史自有一条大路，人人都该由此路向前，“能指点领导此路的，始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则“不能领导历史向前，却使历史倒转向后，违背了历史的大趋向”[24]。如，曹操兼能政治、军事和文学，又能用人，是魏国创业者。然而，他却是一大奸雄，故为历史反面人物，此下中国历史六百年中衰，曹操不能辞其咎。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此乃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大路，故为历史正面人物。他认为，中国社会不断有孝子，他们都在继往开来，都是历史的正面人物，“不断有历史正面人物，历史自然不会断，所以能五千年到今天”[25]。可见，钱穆对历史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分别也是以心性道德为基本准则的。
第四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
钱穆说，历史上有治世和乱世，依照中国人观念，君子多为治世，小人多为乱世。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在其人之品格，以及其对人群乃至后世之影响。一群中有君子，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提高。一群中有小人，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降低”[26]。所以，《周易》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世之泰，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为世之否。君子有德慢慢可以影响后世千万人，使次第尽为君子，“因此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27]。他说，中国史书特别看重君子小人之分别，一面加以培植，另一面则加以诛伐。可见，钱穆视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人品而非事功，君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即体现在他们高尚的道德品格上。
第五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圣贤与豪杰。
钱穆说，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为治世盛世人物和衰世乱世人物，成功的人物和失败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和无表现的人物，都是从外面看的。如果从人物内里看，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分别之处。首先，圣贤和豪杰有相同之处。他说：“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即是一圣贤。……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28] 其次，两者又有分别。何为圣贤？他说：“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做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29] 何为豪杰？他说：“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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