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观钱穆对历史人物所作的种种解释，无不把心性道德视为首要的和根本的，政治事功则是次要的。因此，他明确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个人为核心，又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孟子说圣人名世，这是说这一时代出了一个圣人，这圣人就代表了这时代。……中国之有尧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为其文化之象征与代表。”[31] 他认为，这种重视历史人物道德品格的精神，正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32]。所以说，钱穆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根本主张是一种圣贤史观。

钱穆圣贤史观的实质在于，把人的历史活动和作用最终归结为道德实践及其作用，认为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和最主要体现在其心性道德实践对历史所形成的重大和深远影响上。这无疑有其正确性和积极意义。因为，道德实践是人类各种历史实践中最有人文价值和意义的，体现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本质。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最终都应该是合乎道德和体现道德精神的。不过，钱穆把人的历史活动完全归结为道德实践，以道德作为衡量和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作用的首要和最终标准，又是片面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人的历史实践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并不限于道德实践。说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最终都应该体现道德精神，并不等于说只有道德实践才有积极作用。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是道德的，并不等于说它是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历史的终极人文价值与历史的客观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以价值判断来取代事实判断。

三  心性是历史文化及其演进的决定力量

钱穆把历史实践及其作用最终归结为人的道德实践及其作用。那么，人的道德实践在历史中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钱穆视心性为历史的本体，而心性的本质与人文意义又是“仁”，仁即是道德及其实践。因此，也可以说，道德实践及其作用便是心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展开和演化。那么，心性，即人的道德实践在历史文化及其演进中具体起什么作用？钱穆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阐述。

首先，历史文化由心性发源和展演。他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33] 自然界开始是纯物质和没有生命的，后来慢慢产生了生命，在生命中又慢慢产生了心灵，“从有了心灵，才又产生了历史”[34]。历史文化不仅源于心性，也由心性展演。他说：“人文界一切，皆从人性展演而来。”[35] 又说，孔孟立教，似乎说仁义礼智乃是人类的原始本心，“此等原始本心，乃得自天赋，由自然界来，却可由此演出人文界种种事为，而发荣滋长，迄于无穷。”[36] 性是偏于自然的，心则偏于人文。所以，在人文界中起作用的心虽源于自然，有自然的成分，但人文性的心作用更大。在人文界中，一切由心决定物，不能由物决定心。但此心并非禽兽和婴孩那种草昧浑沌心，“能决定物的心，乃历史心、乃文化心，乃人心之经过长久时期所积累演进而成之心”，“人心境界愈高，人心能力愈大，其控制决定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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