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他说，在长时期历史演进中一切事都像是偶然、突然和意外产生的，然而，它们实是有一种精神在指导，即，“指导这部历史不断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38]。这就是历史精神。他认为，马克思讲历史的指导力量是唯物的，黑格尔先立一个历史哲学观念来讲历史，并以此观念来领导历史，又是唯心的。他们都不是从历史本身来寻找历史向前的精神，都是错误的。历史文化演进的指导力量和精神实为人心，“人心之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39]。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导精神就是走向善的心性，在这个向着善前进的心性领导下，“历史也确实会向着善而前进，文化也确实向着善而前进，……这套理论与信仰放到政治上、社会上、经济、教育一切上，来完成以后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领导精神了”[40]。

第三，历史文化以心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推动力。钱穆说，按照中国的人意见，“乃谓人类文化前程乃起脚于一己内在现有之一心”[41]。他认为，讲宗教、政治、军事和经济是社会的推动力，是把社会推动力看成外在的了，“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各人是一我，各人可以推动他四围而成为一中心”[42]。就是说，各人的心是历史文化的推动力。历史文化的兴衰进退全在人心，“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43]。因此，他认为，今天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学做一个理想的中国人，把各人当前做人作中心，“旋乾转坤，也只在我内心当下这一念”[44]。

    第四，心性是历史文化进退升沉的机括。钱穆说，历史是在进退升沉的交替中演进。由于各民族文化体系不同，其文化力量的发现与运使，有重外和重内、重上和重下、重大群和重个人之别。中国文化极注重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重心在人心，心为万物之灵，心转时代亦转，“因此历代文化之进退升沉，虽其最显著的迹象必先归到政治军事之基层，但求其渊源，最主要的还是在学术思想，信仰风俗，深著于人心内部之一面”[45]。经济军事由政治来领导，政治由教育领导，教育则重在人心的道德敦化。因此，“文化之进退升沉，则只是道之升沉而已。今人所谓之文化，中国古人则只谓之道体。明白到此，则文化之进退升沉，其权其机括，乃在个人身上，个人心中，可以不言而喻”，“其机括则在人之心，更要乃在每一人之心”[46]。

钱穆的道德心性决定论，旨在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体现了人文主义历史精神，这与他的心性本体论是合一的。他继承了中国“体用合一”的本体论思想，认为按中国人旧观念，“凡体必有用，用即是能。”[47] 就是说，有道德化的心性之体，必有道德化的心性之用。历史的本体的运动便是历史的创造与发展过程。质言之，历史创造活动便是心性本体在各种历史文化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展开，历史的创造与演进即是人类心性道德不断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体用合一”的道德心性决定论强调了历史发展中本体与动力的联系，强调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求历史演进的动力，力图消除历史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但是，离开历史发展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说道德心性是历史的本源与动力，把历史文化的演变发展完全归结为人的心性的活动过程，单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心性，没有分析人的心性为什么能和怎样去推动历史发展，这既是抽象的，同时也把复杂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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