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强调作为理性法则的“天理”，期许着社会的进步，寄希望于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为之努力的伦理纲常秩序，视“正位”为家族成员的义务而不惜以牺牲个性发展作为代价。经常有学者注意到宋代某些妻子的“悍妒”行为，并且对其背后的原因作出过种种说明。而笔者则痛切地感到，在一家一户之内，女性或可有其个性张扬的氛围；但置身在包容万象的“常道”、铺天盖地的礼制秩序中，就其总体而言，女性真真是无所逃逸。当然，与此同时，男性也在这同一整体秩序之下被“正位”、被规范。

注释：

[１] 例如Ebrey, Patricia B.,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刘静贞“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25辑，1995年； Ko，Dorothy（高彦颐），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近代中国妇女史》第3期，页29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年8月。
[２] 柳立言：“浅谈宋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宋史研究集》25辑，1995年。
[３] 《原本周易本义》卷二《家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
[４] “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宋史研究集》第25辑，1995年。
[５]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叙清河郡君》，陈氏培远堂本。
[６] “《书仪》实际是《仪礼》的通俗形式的延续，所以唐以后书仪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见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页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司马光《书仪》应即产生于继承改造唐五代时期综合性《书仪》的基础之上。
[７] 于鬯《香草校书》卷三《易》“家人卦”条下说，“家有二说”。《家人》之卦辞指内寝为家；而《彖传》则通指大门内为家。
[８] 司马光的限定，看上去较《内则》更为严苛；但在当时人眼中，似乎并不是这样。据司马光自己说，他“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司马温公集》卷六二《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而朱熹也认为“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可行者”，“最为适古今之宜”（《朱子语类》卷八四《论后世礼书》）。
[９] 有关唐宋女性墓志铭的比较研究，请参看Beverly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 Status, 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960--127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p.12—24.
[１０]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一《金华戚如圭母周氏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１] 《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六《渤海县太君高氏墓碣》，四部丛刊本。
[１２] 《王文公集》卷九八《楚国太夫人陈氏墓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标点本。
[１３] 《王文公集》卷九九《长安县太君墓表》。
[１４] 《王文公集》卷九九《寿安县君王氏墓志铭》。
[１５] 《栾城集》卷三二《西掖告词》“文臣升朝封父母妻”，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１６] 《居士集》卷三六《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中国书店影印本。
[１７] 《苏轼文集》卷一五《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华书局校点本。
[１８] 《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９] “幕后窃听”夫君谈话的当然不止这四位夫人，“窃听”者有，“从户窥之”者亦有，例见陈襄《古灵集》卷二十《夫人吴氏墓志铭》。
[２０] 《陶山集》卷一五《长寿县太君陈氏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
[２１] 《古灵集》卷二十《崇国太夫人符氏墓志铭》。
[２２] 例如《华阳集》卷四十《魏国夫人陈氏墓志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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