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秩序”，是指由高下次第、内外层次构成的井然而有条理的网络状系统。在这种网络系统中，人被充分地“角色化”了 [２７] 。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秩序的核心是区别尊卑等级、内外差次。

宋代士大夫对于秩序的强调，产生于对五代乱离教训的总结之中。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三四《一行传（序）》中，慨叹道：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

宋儒们努力自根本处入手，以期杜绝这种“礼崩乐坏”局面的再度发生。他们对于“内圣外王”的追求，对于《周易》等儒家经典的重视与再阐释，正是出现于这一背景之下。宋代的儒家学者们，都强调《易》是圣人忧患之作 [２８] 。欧阳修的同道石介在其《辨易》中说：“夫《易》之作，救乱而作也，圣人不得已也”；又说“作《易》非以为巧，救乱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乱不止。” [２９] 李觏在其《易论》终篇也曾大声疾呼：“噫！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他继而讲到安危、存亡、治乱，忧患感的集中之处正在于社会秩序 [３０] 。学术“以《易》为宗”的张载，其代表作《西铭》以“乾称父，坤称母”开篇，通篇阐述的，是他心目中的道德规范与理想秩序。宋儒都将《周易》视为寓意深远、体现“明体达用”精神的拨乱反正之书 [３１] 。

《易经·序卦》中追溯自然与社会的本源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里所说的天地、男女、夫妇、父子、君臣，并非强调个体角色，而是讲相对的位置关系。 这样一系列位置关系构成的，正是由“礼义”所规定所制约的社会秩序。《温公易说》“履”卦中，司马光说：

先王作为礼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制世御民之方也。

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关系的理想规范正是这样一种“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的伦常秩序。依亲属差序格局组织起来的家，是礼的社会载体和物质保障，是使礼不断获得再生的丰沃土壤。强调礼的重要必定包含着对于家的推重；而强调家的组织与秩序，同时即巩固着礼的地位 [３２] 。

《礼记·乐记》中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所谓“礼辨异”，是说礼的功能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３３] ，是“先王制世御民之方”。而正如贞观年间魏徵等人指出的，礼“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在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 [３４]

尊尊亲亲。儒家理想中的这种社会秩序模式，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差序格局”时说：

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潘光旦先生曾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例、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

一方面，家庭中有等级伦序，亦有亲情。在既有体系的背景下，等级与其相应的伦常规范，恰恰是维系亲情的手段；从整体结构上说，这正是保证伦理秩序所要求的。另一方面，秩序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的基础。既有的等级秩序被不断强调、复制，形成为阻滞性的心态与结构性因素，从而限制了新的伦理秩序的产生。

（二）

在《易经》的诠释史上，对于“利女贞”的“贞”字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释为“卜问”，一种释作“贞固”、“正” [３５] 。

宋儒大都继承释“贞”为“正”的说法。例如，“泛通《六经》，尤长于《易》” [３６] 的范仲淹在其《四德说》中讲道：

夫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于天为行健，于地为厚载，于人为正直为忠毅，于国为典则为权衡，于家为男女正位、为长子主器，于物为金玉为獬豸，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则事干也。 [３７]

这种理解，显然反映着当时士大夫讲求义理的取向。具体到《家人》一卦，范仲淹解释说：

家人：阳正于外而阴正于内，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时也。……圣人将成其国，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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