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己正人，女性在“正家之法”中，既被动亦主动。她们可能发挥的作用，受到士大夫们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家人》卦中“初九，闲有家，悔亡”的解释，自王弼、孔颖达至程颐，实际上是层层递进的。注文指出：“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疏中重申：“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若黩乱之后方始治之，即有悔矣。”注疏已经提出了治家之法度的问题。基于“家之患常在礼法不足而渎漫【慢】生”的认识，程颐强调了“防闲法度”之针对性在于防范“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

初，家道之始也。闲，谓防闲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为之防闲，则不至于悔矣。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故悔亡也。

他指出，“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并且在解释“家人嗃嗃”时说：“盖严谨之过，虽于人情不能无伤，然苟法度立，伦理正，乃恩义之所存也。” [８９] 这样的正家“法度”，显然是为维系伦序有常的理想状态服务的。

四、馀语

（一）

《周易》本身，有着无限的解释空间。这或许正是古往今来一代代学者阐论辩难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宋儒解《易》，目的在于“释人事”，尽管具体解诂有所差异，但在对于《家人》卦所涉及的“伦序—正位”、“正家—治国”的理解、对于“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倾向方面，应该说主导的意念相当一致。由于解经释义、制诰命词以及墓志碑铭等文本自身性质的不同，在处理、表述“男女/内外”问题时的方式显然颇不相同。将欧阳修、司马光、杨万里等人对于《家人》、《内则》义理的正面阐发与他们所作女性墓志做一比较，不难看出其中的差别所在。对于“应然”的理想秩序结构之强调，并不排斥对于社会生活“实然”情境的承认。当然，二者的磨合与折衷并非易事，早有研究者指出志铭作者们配合“正位于内”基本理念的为难与努力 [９０] 。

本来，由于“妇德之备，功施于内” [９１] ，“在深闺隐屏之中”、“惟以贞信为节，又无外事”的“妇人女子”，“非有纯德至善，不能著闻于世” [９２] ；更甚一层，则有“妇人无外事，有善不出闺门” [９３] 的说法。但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女性墓志碑铭，却以百千计。墓志资料中的溢美倾向，当然无庸赘言 [９４] ；而有些时候，与其简单地归结为“溢美”，不如说是士大夫教化导向意识的流露。一方面是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及位置，另一方面是对于“使后世为妇者有所矜式” [９５] 的期望，决定着撰著者对于写作内容及表述方式的斟酌与选择。

（二）

对于女性史中所谓“内外”问题，已经有不少围绕家庭门户、围绕社会现实的讨论；但它既然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涉及到主观认定问题，则我们又不能不将其置于当时的观念体系之中予以考虑。一方面，宋人对于“内”“外”之际的区分相当强调；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内”“外”之际的沟通又十分灵活。这恰恰提醒我们：“内”与“外”的问题，不仅仅是方位问题、分工问题，更涉及到深层次中的意识问题。

在讨论“内/外”问题时，更能揭示这一区分之实质的，并不在于其隔离区划，而更在于二者的交叉覆盖边际，在于对其联系与沟通的处理方式。在这里，最容易观察到诠释者区分“内”“外”的判断标准，观察到这类区分的真谛所在。

社会流动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迫使宋代士大夫们重新思考他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之下，秩序、正位、纪纲等问题随之凸显，“主内”的女性之“相夫教子”“正家以礼”被赋予了突出的意义。女性的这些努力实际上构成为强化当时的政治文化秩序之整体过程的组成部分。

由于资料与论题的限制，本文所接触的女性，大多属于宋代的中层社会。相对于下层女性而言，她们所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更深，坚持“正位于内”角色的倾向更明显，维护传统秩序的意识也更加强烈。

就这一阶层的女性而言，她们个人的道德努力受到士大夫们远较前代充分的重视与肯定 [９６]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对于包围着女性的整体环境秩序的强调，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个体为了家族整体秩序的付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崇高价值，我们也因此而注意到墓志作者笔下的女性由于丈夫儿子的成就、由于家族的敦睦有伦而感受到的“自我成就”。

如果不仅注意女性个人的事迹，也注意她们所长育其中且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结构，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交互重叠的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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