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之分，就唐代的墓志来看，似乎较少正面具体的强调。唐代（特别其前期）的女性墓志铭高度程式化，往往依照一定的书写范式甚至套语敷衍而成。墓志中对于所谓“开芳兰蕙之姿，曜彩荆蓝之德”“内外之所取则，宗党之所归仁”一类“母仪女德”的赞颂，使读者体味到这类固定范式中所渗透的主流文化理念。

摆脱了靡丽模式的宋代女性墓志铭 [９] ，对于“内外之分”的问题有许多直接的阐述。妇人不预外事，这在宋代当然被男女两性所认同。墓志的撰著者们既意识到明确内、外区分在伦理观念及整体秩序建设中的重要性，又显然意识到如此区分与之俱来的矛盾。

吕祖谦曾经说：“门内之治，女美、妇德、母道，三而有一焉，既足自附女史”云云 [１０] ，宋代士大夫所做女性墓志铭，经常刻意强调女性相对于父母、舅姑、丈夫、子女的家内身份及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例如“以孝力事其舅为贤妇，以柔顺事其夫为贤妻，以恭俭均一教育其子为贤母” [１１] ；“在父母家为淑女，既嫁为令妻，其卒有子为贤母” [１２] ；“为妇而妇，为妻而妻，为母而母，为姑而姑” [１３] 等等。即便内容最为空泛的女性墓志，也很少忘记对于墓主人身份合宜之赞颂称扬。

在宋代的士大夫们看来，“内”之作用，无疑是辅助“外”的：丈夫们“尽心外事不以家为恤者，以夫人为之内也。” [１４] “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俭正直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用能退食委蛇，无内顾之忧。” [１５] 正是这种“辅助”带来了沟通与跨越的可能。“辅助”本指分担家内事务；而进一步的积极“辅助”，则势必逾越内外界线，过问乃至介入夫君子弟掌管的“外事”。

这使我们感到，在讨论“内/外”问题时，更为切近于主题、更能揭示其实质的，并非所谓“内”与“外”的隔离区划，而更在于二者相互交叉覆盖的边缘，在于其联系与沟通。

这一边缘地带的实际意义在于，它没有固定不变的界域，作为“内”与“外”两端的衔接面，它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内”或“外”，而可谓亦内亦外。在这样一个充满灵活度的弹性场域中，最容易观察到诠释者区分“内”“外”的判断标准及其如此区分的主观意图。这种互相连结、互相定位，甚至互相转换的模糊性，才是蕴涵“内外之际”真谛之所在。

（二）

《道乡集》卷三七有邹浩为周师厚妻范氏（范仲淹侄女）所做墓志铭，据说这位范夫人在子婿被贬逐之际，深明大义地说：“吾妇人不知外事，但各愿其无忘国恩而已。”在铭文中，邹浩继而赞曰：

惟文正，笃忠义，忘乃身，徇国事。习见闻，逮女子，施于家，率由是。自其夫，暨后嗣，助成之，靡不至。要所存，似兄弟，若夫人，可无愧。

所谓“习见闻”，是指范仲淹的处事精神被范氏经耳濡目染所自然继承，随后而“施于家”。而“笃忠义，忘乃身，徇国事”是士大夫们处理“外事”的原则，本来与“不知外事”的“妇人”无干。对此，最为方便恰当的解释自然是“自其夫，暨后嗣，助成之，靡不至”。在这里，“助成”二字轻而易举地将“内”与“外”联系贯通起来。

有一组例子颇有意思。梅尧臣在称赞他的妻子谢氏时，说到她的一种习惯做法：
吾尝与士大夫语，谢氏多从户屏窃听之间，则尽能商榷其人才能贤否及时事之得失，皆有条理。 [１６]

无独有偶。苏轼在为其亡妻王弗所作墓志铭中也说：

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 [１７]

还有一位符氏，她丈夫张公雅

居常与士大夫议论，夫人多窃听之。退而品第其人物贤否无不曲当。 [１８]

另有一例，在《东莱集》卷十所收“汤教授母潘夫人墓志铭”中，吕祖谦不仅概括地称赞这位潘夫人“厘身治家，皆应仪矩”，而且具体地讲到她为教育儿子而养成的一种素习，即每逢客人到来，她总要“立屏间，耳其语”，亲自判断谈话内容有益与否。

这里有两个不同层次的相似之处使我们感到有趣。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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