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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时间:2009-7-24 13:58:28  来源:不详
考古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料学和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欧洲史学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演化成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18世纪,出现了伏尔泰、吉本等史学大家,也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这样的学术流派。进入19世纪,英、法、德等国史学领域更是大家辈出,使这个世纪有“历史学的世纪”之称。20世纪欧洲史学更以革新为开端。兰普勒希特挑战兰克学派的范式,提出要冲决政治史的藩篱,在叙事的基础上着重解释,并倡导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此后,欧洲史学在理念、领域、方法和史料各个层面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欧洲学者对埃及、亚述、犹太等古典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也有辉煌的成就。欧洲的汉学和中国史研究,就是在这种整体史学环境中成长和成熟的。欧洲中国史学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切入课题的角度、发掘和运用史料的方式、论述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以及写作的方式,无不和其整个史学如出一辙。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后来居上,到20世纪下半叶俨然成了国际中国学的主流。从表面看,这个学科在美国似乎相当年轻;实际上,19世纪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就为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20世纪上半叶它又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洲的汉学资源和中国的学术成就,并得到成长中的社会科学的滋养,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是顺理成章的。单就本土史学而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得益于两个重大的学术机缘:一是美国深厚的外国史研究传统。美国作为国家的历史不长,但在文化渊源上却与欧洲一脉相承,因而美国学者一直十分重视欧洲史的研究。后来,随着美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外国史研究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到亚洲、拉美和非洲。到20世纪后期,外国史研究的规模远远超出美国史,在专业史学家中有2/3专治外国史;在每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的人中间,博士论文涉及外国史的比例有时高达4/5[2](p.3)。在安东尼•莫尔霍等人编的一部考察美国史学近期发展的书中,设专章讨论了美国学者对欧洲古典文明、欧洲中世纪史、现代欧洲、西班牙史、法国史、意大利史、俄罗斯史和日本史的研究,但很少涉及中国史研究[2](pp.206~454)。可见,美国的中国史学虽然在国际中国学界影响甚大,但在美国发达的外国史研究中,只是一个小小分支,它的发展得益于外国史整体水平的带动。另一个学术机缘是“新史学”的兴起。1945年以后,美国史学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理论、范式和方法都不断趋于丰富多样,形成了以“新社会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和“文化史”为标志的“新史学”。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正是以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地方史见长,在演进路径上完全是和“新史学”齐头并进的。


  而且,欧美史学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在史学训练方面也日臻完备。涉足中国史研究的人,通常在大学和治本国史的学生接受同样的学术训练,这就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本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欧洲汉学在语言的训练方面似有独到之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通汉、日、俄、藏、梵和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其他一些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也能运用多种文字工具。陈寅恪之通多种语文,无疑得到过欧洲汉学训练的裨益。美国的中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长处。一些专治中国史的华裔学者,其学术成果就带有美国史学训练的明显印记。在中国长大成人的黄仁宇,进入美国学界以后写出了数部中国史著作,其《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中国大历史》(此书较前一著作远为逊色)以大观小,其视角、观点和表述都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这显然缘于他在美国接受的史学训练。
  另一方面,欧美中国史的学科积累比较厚重,减轻了对研究对象国资源的依赖。最能反映其学术积累的指标,乃是其著述的参考文献中本国语文的论著所占的比重。中国研究在美国乃是一个后起的学科,但其学科积累之厚,仍然不可小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晚年撰写《中国新史》时,“几乎读遍了近20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部作品”[3](p.151)。20年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研究出版物,实在是很可惊叹的。若中国学者撰写一本美国史教科书,又能够找到多少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代表作品”呢?估计不会超过100种。通史性的著述可以借助较多的本土文献,也许不足为奇,而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专题论著,除了在史料方面以中文为主外,其二手文献也基本上依靠本国的出版物。例如,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所列参考书目的论文与专著一项共163种,其中英文和其他西文著作115种,其余48种中除去日文论著和地方志,中文论著仅20种[4](pp.308~329)。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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