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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时间:2009-7-24 13:58:28  来源:不详
现实关怀,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题上取得突破。
  外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其成长自然离不开中国史学的支持和影响。虽然研究领域有中外之别,但学科特性、史学观念、治学精神、乃至基本方法,当有诸多共通之处。而且,本国史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史学主流,是一国史学水平的体现,因而外国史研究必须和本国史研究同步发展。如果像以往那样,外国史从学术训练到专题研究都自成系统、自行其是,便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所谓“中国特色”的期许,不免沦为妄谈。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史学者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流,他们对于其他领域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史的研究生通常选修其他领域的课程,其资格考试也涉及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更有学者在受过良好的欧美史训练后,方转攻中国史,《转变的中国》的作者王国斌便是一例,他在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的优势,在其著作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国内一些在外国史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如雷海宗、齐思和、吴于廑、杨生茂、刘祚昌、罗荣渠等,无一不是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史修养,他们当中没有人做出令对象国学界重视的成绩,并非本人天赋和学养不足所致,而是中国整体学术滞后和社会政治制约的结果。


  外国史研究必须同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外国史研究本身的特点。由于国内外国史各领域的学术积累普遍比较单薄,因而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大量、甚至完全依靠对象国的文献,研究者做一个课题,从原始文献到第二手著作都是外国的,在研究中难免受其影响,在范式、观念、史实、解释框架和具体观点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染,其结果不免是随人之后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甚至拾人牙慧而以为独创,借他人之说以立一己之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借助本国的史学资源,在内心形成一种铺垫或过滤层,对从域外文献中得到的信息进行潜在的过滤、消化、清理、乃至抵制,避免不自觉地跟人走,从而形成自己的思路和独立的见解。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特别是欧美诸国的学者,对于本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已经十分完备,在具体的问题上要找出新的解释空间,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台湾史学名家严耕望曾说,运用新材料而取得成就并不困难,难得的是从常见史料中发现新的问题和提出新的解释[12](p.23)。对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来说,后一点确为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中国学者在占有材料和使用新材料方面,无法望对象国学者之项背;所能见到和运用的史料,多经他们所整理编辑和广泛使用,如果要从这样的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学术的眼界、理论的修养和学识的积累就成了关键因素。缺乏本土的理论资源,固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学者从寻常史料中发掘新意的能力,但如能凭借中国文化底蕴所构筑的不同参照,通过由对中国现实的关切所产生的独特视角,也未必不能旧题新作,发人之所未发。吴于廑关于15、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趋势的一组论文[13](pp.91~227),在这一点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值得借鉴。
  强调本土文化在外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疑问:学术研究应当遵循学术规范,注重“价值中立”,而本土文化的介入,是否会造成文化和民族的偏见影响乃至支配历史解释的局面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土文化资源只能作为寻找观察角度的参照和形成解释框架的铺垫,而不能作为评论外国历史问题的标准。这是谈论本土资源的重要性的前提和限度。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无论本国史还是外国史,都始终是在价值中立和主观介入的“张力”中不断翻新和发展的。这种局面也反映了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美国史学界,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几乎成为一个“世纪的争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关注,不以对“客观性”的追求为治学的鹄的,更加注重课题和解释的新意。实际上,历史的重建有赖于解释,而解释框架的形成又与解释者的学识、修养、立场、经历和气质直接相关,同时还受到时代、环境和学术条件的多重影响,因而难以实现真正的“价值中立”。正是由于历史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才赋予历史学家较大的自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资源,可以对外国史解释的建构发生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知识和思想的增益。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知识可以成为外国史选题和研究的重要参照。虽然比较史学的可信度经常受到质疑,学界毁誉不一,但比较却是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实际上也无处不在的方法。杨生茂教授在谈到外交史的研究方法时写道:“历史不能重演,要正确认识历史,就须比较。外交政策史同样需要比较,纵向力求在一国历史发展各阶段间对比,横向力求国与国间对比。……对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都须用比较法。”[14]研究外交史离不开比较法,其他领域也不例外。除显性的比较外,更多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养和现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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