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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时间:2009-7-24 13:58:28  来源:不详
怀而形成的隐性比较。研究任何外国历史问题,只要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有一定的关联或相类,研究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选择角度、发明意义和提出观点时,以自己对于本国类似问题的关切和理解作为潜在或明显的参照,而这种参照对历史解释的参与,自然就形成了比较。人们经常批评欧美的中国学者从其本土观念出发看待中国问题,带有“东方主义”的偏向,殊不知这正是其潜在关切与比较意识的必然表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在立论时总是以他对法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作为参照,因而能够看出美国学者所不能发现的问题。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研究明清思想史,其内在的参照乃是欧洲和日本的政治思想。一位研究美国黑人选举权的中国学者,在其英文著作的前言中明确写道,鉴于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好就美国民主的优劣发表抽象空泛之论,他的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实例,以说明美国民主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变和转化[15](p.xiii)。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美国西部史的学者,心里大多装着中国的西部开发问题,这种关切对其立论倾向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果能够掌握火候,以本国历史和现实作为内在参照,不失为建立外国史研究的本土特色的一条有效途径。如何掌握火候的关键不止一端。首先要准确把握本土文化的精髓,具备丰富的本国历史知识,紧密跟踪中国史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要借助“价值中立”的堤防,以免本土关切肆意泛滥;另外还要极力追寻所研究问题的本来意义,将有关的人和事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看待,避免变“比较”为“比附”、化“参照”为“标准”。因此,外国史研究者必须加深中国文史修养,关心中国史研究的动向,认真检阅中国史学中关于同类问题的研究文献。例如,探讨美国民主的起源和演变,如果了解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关于民主的观念和实践,并以当今中国的民主建设为潜在参照,就能在选题和提炼观点时找到新的突破口。


  中国史学在方法上也有值得外国史研究者借鉴的地方。例如,历史考证方法在外国史研究中并非完全没有用处。从考辨史料真伪和考释史实等方面来说,考证的用武之地的确不大,因为就资料的占有量和对象国学者已做的工作而言,留给中国研究者的考证余地几乎没有;但是,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在史料的理解、史实的陈述、意义的表述、乃至名词的使用等环节上,乖谬混乱之处甚多,大有考辨的必要。在美国史领域,这种情况就十分严重,甚至在一些重大史实、标志性日期和历史名词的理解和翻译上,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有学者就《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16]、“Boston Tea Party”的含义及翻译[17][18]、《独立宣言》的相关史实[19]和美国的诞生日期[20]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讹误。他们所用的方法和传统的考证法固然不尽一致,但其中处处带有这种方法的印迹。另外,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所强调的“语境”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注: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在其《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他在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所注重的不是对后来的影响,而是当时的情境;不是对现在的用途,而是在当时的意义。见伯纳德•贝林:《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Hutchins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vii页。关于贝林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参见李剑鸣:《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和“心通意会”[21](p.118)的境界,在陈寅恪的言论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他所谓“了解之同情”,就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历史解释的立场和方法等重要问题[22](p.180)。只是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对此没有加以留意。不少人习惯于超越具体的历史时空而作空泛虚悬之论,误会古人、滥解史料和随意引申的现象比比皆是。较之陈寅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见识,这不啻是方法论和治史境界的退化。
  外国史的写作更不能脱离中国文史的修养。中国传统学术有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分,具体到史学,实际上就是史料、解释和写作三个环节,也就是严耕望所谓考史、论史和撰史。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中,出生于20世纪早期的那些学者,大多具备良好的古文基础和文史修养,其历史写作颇有特色,如吴于廑的典雅庄重,杨生茂的古雅考究,刘祚昌的文气酣畅,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从普遍情况来说,外国史的写作存在极大的欠缺,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或行文欧化,或文词贫乏,往往令人难以卒读,有的连达意也做不到。面向中国的外国史著述,如果没有出色的中文表述,显然是一种致命的不足。外国史学者所阅读的大多是域外书籍或翻译作品,在行文方式乃至思考习惯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以汉语书面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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