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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时间:2009-7-24 13:58:28  来源:不详
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利用中文书刊,而其论述并无材料单薄之感[5](pp.475~506)。
  即使在资料方面,欧美中国史领域的积累也颇为可观。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支持。欧美学者在本国逐渐集聚了基本的史料,有些专题的资料甚至超过中国。他们借助充足的研究经费,在世界各地遍访资料,并且借中国学者之助而调查、搜集和翻译史料。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20世纪30年代来华调查和搜集材料,曾得到许多中国师生的帮助。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作《上帝的中国之子》,利用了中国同行协助收集的史料,而且还从英国等地发掘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在现今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授雇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助手,更是通行的做法。资料占有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欧美学者大多具备较好的解读史料的能力。欧美早期的中国学研究者不通汉语者大有人在,现今也常有人受“不识字”之讥;但是,经过用心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他们在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训练方面得到显著提高,解读史料的能力足可称道,能够跟踪和发现新的史料。在对汉简和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家就着了先鞭;还有外国学者甚至掌握了难度甚大的甲骨学知识和技能。美国的吉德炜编成商代史料集;英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和中国学者李学勤一起整理甲骨文资料;戴密微在敦煌学领域和饶宗颐有过合作。这些都是足以说明欧美学者史料功夫的例证。
  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具有另一个同样突出的优势,就是本土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历史学本身不以理论见长,其形成问题、解读史料和提出解释,无不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分析性史学以后,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探索和解释框架的更新等方面,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重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欧美史学得天独厚的地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无一不是起源和兴盛于欧美;研究中国古史所需的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在欧美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欧美的中国学者中,除少数不世出的卓异之士外,多数人在对中国文献的掌握和理解,较之中国学者并无优势可言,其长处正在于运用源自本土的理论来烛照中国故实,从而得以发现新问题,阐释新意义,提出新观点,最终自成家数。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汉学界声名显赫的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其汉语水平和治学成就曾受到丁文江等人的质疑,但他能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得以独出机杼,被中外学界公认为一代大家。他曾师从迪克海姆研习社会学,后来随沙畹转攻汉学,擅长社会史,这种理论背景自然是十分难得的。另一位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之研究中国社会史,也和本国的社会学传统也有着极深的渊源[6](pp.315~423)。英国学者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7](pp.271~314)。


  在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史方面,美国学者更有独到之处。20世纪上半叶名震学界的欧洲汉学大家,多为借助东方语文优势而专攻中国文化、边疆史地和中外交通,其路数非有特异天赋不能仿效;而美国学者避短扬长,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经两、三代学者的努力,居然占居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当年深得国内学界大家推许的沙畹、伯希和高本汉(K.B.Karlgren)等人,如今只能静静地呆在学术史里;而当今海内学界不胫而走的域外中国史论著,大多是以理论和解释见长的作品;魏特夫、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和黄宗智(Philip Chung—chih Huang)等人的学问成就,不少中国同行早已耳熟能详。孔飞力的《叫魂》的解释框架,乃是建立在现代通讯理论和韦伯的科层理论之上的。他早年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在解释地方名流和地方军事力量崛起的历史意义时,大量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8]。另外如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过密化”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以及关于中国城市史的“中心区域”理论等等,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阅读美国学者的中国史著述,给人印象至深的可能并非其材料的独特和翔实(实际上,有人在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而是其选题的用意、解释的新颖和观点的独到,这些正是其理论优势所造就的(注:如罗志田在评何伟亚(James L.Hevia)所著《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一书时称,“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见罗志田:《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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