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析孙中山直接民权思想之探析 |
 |
时间：2010-9-7 10:47:22 来源：不详
|
|
|
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帕最后，尤为重要的是，孙中山没有意识到直接民权本身隐含着多数暴政倾向。西方主流政治思想中，认为直接民权在任何决策上均是实行多数决定原则，排斥意见经过中间过滤的程序，决策和意见一旦成为多数获得通过，即无改正的机会，这样就使直接民权在程序上缺乏自我纠错机制。更主要的是，直接民权强调多数人的意志，在价值上缺乏宽容，不能尊重社会成员的多元价值需求。它只是倾听来自多数人的意见，排斥少数人，使它无法宽容异己，对于利益冲突的解决方式过于简单而缺乏理性的过滤和筛选，没有调和与妥协的余地。因而，在西方思想家眼中，直接民权，在每个问题上都没有谈判和协商的可能，都是多数赢得一切，少数则一无所获。孙中山对这些问题并未加以考虑，不能不说其直接民权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有着严重的隔膜。
孙中山向往直接民权，但也看到由于中国地广人众等原因，直接民权窒阻难行，他指出:“但此种民权，不宜以广漠之省境施行之，故当以县为单位。”.而在中央则要另外寻求替代方案，即由每县各选举一名代表，组成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中央政权。孙中山为弥补代议政治的流弊而宣扬直接民权理念，最后却迫于现实而创设国民大会，权充实施直接民权的方法。但是，我们知道“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直接民主。”“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叫因此，凡由代表组成的机关，不论其名称为国会、立法院或国民大会，皆属代议机关，因而实施的政治皆属代议政治。由此可见，拟借助代议机关的国民大会实行直接民权，弥补代议政治的流弊，这并不是真正的直接民权，实际上还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形式。这样，直接民权在中央又变成了间接民权。因此，孙中山指责批评的代议政治的弊端，同样有可能出现在国民大会中，国民大会的代表同样有可能成为“猪仔代表”。不仅如此，孙中山赋予国民大会极大的权力，而任何一个组织或机构拥有过大的权力，都将造成权力的无限膨大或是流失甚至虚置。如果国民大会仅是在形式上拥有对中央政府的监督权，那么国民大会的权力就会悬空;而一旦国民大会的权力得以落实，的确握有大权，那么国民大会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无所不包、不受约束的最高权力机关，将最终成为吞噬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利维坦”。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没有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抗拒的了，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
孙中山对西方代议政治弊端的揭露与批判无疑是深刻的，但他并没有看到代议民主具有保持政治的连续性和妥协性的优势，也没有看到在西方民主制中较为完善的制度规范。事实上，西方的代议制与中华民国的政治有许多不同，前者固然有民选的议员滥用权力的现象存在，但并没有像后者那样都变成了“猪仔”。与其说，当时中国政治的混乱是代议制所致，莫如说，是中国从未真正形成代议民主制度的缘故。帕因此，孙中山一再强调的“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的观点，是对民主精神的误读。
当然，说直接民权有弊端，并不是说代议制完美无缺。同理，说代议制存在缺陷也不意味着必须要用直接民权“替换”代议制。尤其是在尚未实行代议制的中华民国之初，先实行直接民权，无异于在孩子还未学会直立行走之前，就要求他学会跑步。假使不顾后果，勉强行之，只会制造新的混乱，徒为独裁之登台铺路而已。诚然，代议制并非是最好的政治体制，但它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比较适宜的国家政体形式，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它。也就是说，代议制民主所必须和首先考虑与解决的现实性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保民选的代表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真正意志，真正忠实并服务于人民上一页 [1] [2] [3]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