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课堂服务于生态和谐建设

许军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中学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121号  300457

【内容提要】社会和谐既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言，历史教学不仅要帮助学生认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及环境问题的成因，也要使学生意识到人类对环境态度的认识在不断进步，从而激发其忧患意识，明确树立环境意识、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意义，并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真正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关键词】历史教学    人与自然    生态文明

社会的和谐既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从近代以前的局部对立逐渐走向了完全对立。我们在不断地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先进手段贪婪地向自然环境索取我们想得到的一切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极度紧张，这种极度的不和谐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同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确立任重而道远，需要人类有相应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体系的支撑。中学阶段，正是学生们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的重要阶段，抓住这一时机，切实有效地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保护环境、树立生态文明意识等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也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历史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能在更长久更宽广的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环境问题的成因、状况并思考解决之道，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环境观念、环境道德和生态文明意识等。因此，在历史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潜移默化的教育便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作为历史教师，应当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加强思考和研究，充分整合、开发、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切实加强在历史课堂上对学生的环境意识教育。

首先：历史课堂上要结合史实帮助学生认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环境问题的成因，确立人与环境相互制约的观念。

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方面，历史上曾有过非常著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后人也曾对此论断从地理学、史学、哲学等多角度展开广泛的讨论。中学历史教学中，我们不去讨论它是否正确，然而就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和影响是确实存在的。可以给学生举两个案例为证。

案例一：古代希腊。古希腊在地理范围上包括了今天的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可通过地图引导学生分析这个区域的地理特征）基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特征：一方面区域内多山多岛，造成土地贫瘠和彼此间联系的不便；另一方面，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天然良港众多。这样的地理环境影响了该区域内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农业的发展较为困难，却具有了商业活动的优越便利。出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商业活动中频繁的你来我往，讨价还价有助于培养人平等互利，开放自由的观念；另一方面，多山多岛的环境把人们天然分割在相对孤立的山谷里和海岛上，于是希腊形成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组织形式——城邦。城邦地域狭小、人口稀少的特征以及维护城邦独立的需要使得给予部分人民主、自由和权力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

古希腊的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便是其能够产生民主、自由观念并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而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无论是对当时的希腊还是对近代以来的整个人类社会而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古希腊特有的环境为我们整个人类奉上的礼物。

案例二：古代中国。从地理角度看，孕育中华文明的地理环境除了幅员辽阔，为中国历史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外，还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就历史上而言，具有相对封闭独立性。中国东南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东北是不可逾越的西伯利亚大草原，西北是大面积的沙漠和草原，西南是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在现代交通工具兴起之前，这样的环境使中国形成了相对的封闭和独立[1]。第二，中国境内的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均为东西走向，各自大致处于同一个纬度带上，对水的依赖决定了人们不太可能随着季节变化而南北迁徙，而是依河而定居，是安土重迁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华民族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且没有遇到过强大入侵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高度发达并形成一套完备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的重要原因。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和统治的巩固，政府必须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又“重农抑商”，限制人口流动，这一切影响了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形成不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主观要求和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在延续了封建社会的同时，当十四、十五世纪中国同西欧国家一同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中国没能认真领受历史给与她的厚赐而与这一次难逢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于是在三四个世纪之后的十九世纪，当中国国门在被迫之下洞开之后，这个曾经创造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国度却被历史边缘化，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带给这个原本不可一世的民族以无情的嘲弄和挖苦。

通过这两个案例，学生会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地理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背景与舞台、物质与能量前提），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生产力）的重要成分，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2]。如果将这一结论加以概念化总结，可以认为是一定程度上的不和谐。然而人类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种不和谐，所以当环境限制并影响人的活动时，人也在千方百计地限制和解除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掣肘，从而影响环境并造成环境甚至生态问题。也可以给学生举几个例子为证。

案例三：黄河泛滥。秦朝时候，曾经广建宫室，到处砍伐林木，以致后人惊呼“蜀山兀，阿旁出”，使黄河水患成为汉朝尤其是西汉时期极具时代特征的自然灾害。唐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使唐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整条黄河被分割把守，相互攻伐过程中一方面疏于治理，彼此以邻为壑；另一方面又各尽所能地开发利用，进行不间断地滥垦滥伐滥牧，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直到宋朝，这一趋势有增无减，结果惟有河患频频。以史书《宋史》为例，不仅在《本纪》、《列传》、《五行志》等同史不同体例的文献里有大量河患与治理的内容，而且增加了河渠专章——《河渠志》，所述全宋境内河流池塘计9卷。其中，有关黄河的内容共3卷，近占30%。可见，北宋河患的严重已非寻常而论[3]。

案例四：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工业革命后所建立起的新兴城市中，到处都是滚滚的黑烟，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尤其化学工业中的废气排放。如和棉纺织业有关的漂白工作，用氯气代替大气中的氧漂白，对人的肺部极为有害。黝黑黝黑的河道散布着呛人的臭气，甚至在高出河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依然让人无法忍受。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水清鱼多，是举世闻名的鲑鱼产地，也是水禽栖息的天然场所。多少年来豪门宴饮，水产几乎尽数出自泰晤士河。泰晤士河还是英国人的生命之河。但工业革命后，污染逐渐窒息了泰晤士河，水质迅速恶化，病菌滋生乃至鱼类绝迹。据记载，由于泰晤士河水太脏，1832-1886年，伦敦就曾4次霍乱流行，仅1849年一次就死亡14 000人。在一段长达25英里的河域,一年中有9个月河水不含氧气。而且，河水的污染也“搞臭”了伦敦，夏日炎炎，奇臭难耐。1858年是泰晤士河的“奇臭年”[4]。这年6月,臭气冲天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连河边议会大厦的窗上也不得不挂起了一条条浸过消毒药水的被单[5]。正当英国人把19世纪引以为自豪的“黄金时代”的同时，这一切却使得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和清新，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

事实上，无数史实都告诉我们，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及文明后，我们就试探着慢慢地将自己与环境对立并改造之，从开始的战战兢兢到后来的基本操控自如再到现在的肆无忌惮。于是，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较量的不和谐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可见，环境问题的形成，与我们的先人有关，更与我们现代人有关。当我们清楚了从极端到极端的过程后，我们应当承担先人的无知和我们自己的傲慢所带来的恶果，并偿还先人及我们自己所欠下的所有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