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古代史家在以“知人论世”这一基本方法作指导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 。适乎时，因乎势，就是对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按王夫之的话来说，是“因其时，度 其势；察其心，穷其效”[9](卷末·叙论二)。即根据历史人物时代背景和处境形势， 综合考察其思想动机和行为效果。其中，“时”和“势”是前提与基础。“时”在古代 史家的观念中，一般是指历史发展的时代、时机、机遇，有时也指趋势；“势”在古代 史家的观念中，一般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形势。古代史家对“时”和“势”非常重视 ，主要用以解释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以柳宗元、范祖禹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解释 为例。柳宗元认为，封建“非圣人也，势也”[10](《封建论》)；范祖禹认为，“三代 封国，后世郡县，时也”[11](卷2)，分别说明了无论“封建”制还是郡县制都不是人 为的产物，而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具体到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上，古代史家多 认为，“时”与“势”或者制约和影响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或者给历史人物以条件和 机遇。因此，他们很在意对“时”、“势”的把握，以“设身于古之时势”[9](《叙论 三》)来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在这方面，赵翼和章学诚可以说深谙此道。赵翼在讲到 陈寿《三国志·魏书》为司马氏回护、范晔《后汉书》则直书其事一事时评说：“虽陈 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指范晔——引者注)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 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12](《＜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同样的史学名家 ，一个可以据事直书，另一个却“不能无所讳”，关键在于“因其所值之时不同”。对 此，章学诚深表赞同。他对类似情形发表了相同的看法：“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 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 目》又起而正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当然不是 。章学诚指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 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原注：此说前人已言)；诸 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5](《文德》)明确说明了“古人之世”和“ 古人之身处”之不同，故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写法；推而广之，也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行为 和历史表现。
像这种结合“时”、“势”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在古代史家那里是较为普遍的。 司马迁评价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13](P2386)，就结合了“时”来评价。《 隋书》在论及李圆通、来护儿等人在隋的统一战争中的功绩时说：“不遇其时，焉能至 于此也”[8](卷64)，也是结合了“时”来进行评价的。王夫之论及西汉宰相曹参因萧 何之法而治的情况时说，“非必其治也，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9](《惠帝》)，仍然 是结合了“时”来评价的。所以，适乎时，因乎势，是古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具体方 法。
二、权衡功过：略小存大
评价历史人物，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功过是非认定，特别是涉及对历史人物整个一 生的性质判定时尤其如此。古代史家的基本做法是：略小存大。即主要针对历史人物的 大节、大处进行评价。这一做法，实际上源于古人惯有的一种举其大端的辩证思维方式 ，即撇开纷繁或枝蔓，突出主体。
孔子的弟子有子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 学而》)即在人生琐事中，突出“君子务本”这样一个大端来。管子说：“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15](《治国》)这是在治国方略中突出 “富民”方略作为大端。汉代学者王符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 善于离本而饰末。”[16](《务本》)此为管子思想的发展，将“抑末务本”视为治国之 “大体”。反之，遇事而不能举其大端，抓不住主要之点，则会被批评为“漫羡而无所 归心”[17](《艺文志》)。因此，“举其大端”构成中国古人辩证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 。
具体到治史以及历史人物评价上，“举其大端”这一特点就外化为略小存大的评价方 法。朱熹明确指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8](《读书法》下) 此虽言读史，实际和评论历史与历史人物相通。何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或许朱熹有着自己具体的解释，但其主要意思不外乎是关注历史的主要方面和历史人 物的主要方面。这种主要方面，古代史家的视角一般指向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 ”之大事，指向于“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9](《光武》)的大体；或者按西 晋史家张辅的话来说，指向于“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的“人道之常”[19](《张 辅传》)。这种涉及大事、大体或“人道之常”的行为，就是一个人的大处、大节，它 往往反映一个人的本质，也易对历史产生大的影响，故为古代史家的主要关注点。在这 方面，孔子堪称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