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阵中的日本舰队,推测左起依次为“严岛”、“高千穗”(“浪速”)、“桥立”、“秋津洲”
流行的说法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可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这篇奏折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旧时称低级武职)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清廷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两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作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极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