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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元根:谁不惊讶中国式的“三权分立”?

时间:2009-10-18 17:19:16  来源:傅元根
 

傅元根:谁不惊讶:中国式的“三权分立”?

这是我“五味课堂”里的一个半成品。“五味课堂”主要珍藏着我听课后写下的篇篇案例,那是我教研生活的轨迹和记录。这里呈现的这篇案例早已有之却迟为见之于笔端。昨天晚上一气呵成,只能是记下所见、所听、所感、所思。最重要的是想唤起历史教师专业意识的觉醒,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历史教育,你不关心谁关心?唯有我们的关心才有可能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鲜活的历史教育。 新课程正在实验中,案例正在实践中,问题更在反思中。 谁不惊讶:中国式的“三权分立”?谁不忧郁:中国的历史教育? 希望所有历史中心组成员和所有我的历史朋友参与对案例的讨论,你的智慧将引导我继续前行!
 
谁不惊讶:中国式的“三权分立”?

2005年11月1日上午,我和市教研室的几位教研员到某所中学进行普通高中新课程调研,必然少不了要到课堂去听听课。

我随意到高一(5)班听课,上课的是一位刚从高校毕业应聘来该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由于临近期中考试,所以这节课,该教师安排了一节复习课,内容是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人教版历史必修1第一单元《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教学的基本设计是按照时序,对秦、汉、唐、宋、元的重要政治制度进行整体梳理。

    在梳理到秦朝的政治制度时,只见该教师先板书“三公”两字,然后和学生进行一段“精彩”的对话:   

师:“秦始皇创立了皇帝制度,在中央设立了‘三公’,‘三公’指的是什么?”

    生:“丞相、御史大夫、太尉。”

    师:“很好。你们知道近代美国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生:(有学生答)“三权分立。”

    师:(振振有词地)“对。其实中国古代早就有了‘三权分立’的制度,秦始皇创立的‘三公’就是中国式的‘三权分立’。你们知道吗?”

    生:(有学生发出疑问)“中国古代就有了‘三权分立’吗?”

    师:(进一步强调)“对!这是肯定的。还有什么疑问吗?”

生:(不知老师所云究竟对否,发出一阵笑声)……
 
听了以上这段“精彩”的对话,当时我十分惊讶。从教历史教育二十多年,第一次听到这位青年老师如此的“高论”,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现在的青年教师思维活,知识新,敢想敢说,相比之下,真感到自己已是“不可雕的朽本”,远远跟不上知识更新的时代了。余下的时间,我已无心听课,因为这段“精彩”对话引发的问题深深地烙印在我的思维之中。我不时地在反问自己:“‘三公’就是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吗?”思维触动了我的笔尖,不由自主地记录下这一案例,写下我忧郁的思考。

思考一:“‘三公’就是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笑、极其错误的结论。“三权分立”作为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体制,最早诞生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在建构之中。三权分立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分权是相对于集权而言的。国家权力由高度集中到分立制衡是政治制度的重大进步。近代“三权分立”理论最早由英国思想家洛克倡导,至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最终完善,它的中心思想是以权力对抗权力,以权力限制权力。这一学说代表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者要求分享权力,因而,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以不同的形式确认了这一原则。特别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美国立国后将“三权分立”思想写进宪法,在实践运作中建立了真正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由上所述,“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不可能产生古代中国的,更不可能由秦始皇首创。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制度,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又集中于皇帝。这种东方式的绝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式的相对分权的政治体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如果说“三公”是中国式的‘三权分立’,那么就会得出中国古代就有民主政治的悖论,而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解释不通的。

历史教师不应出现历史概念性的错误!   

思考二:“历史与现实可以这样非科学地联系吗?”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基础教育新课程要求教师充分利用有效资源向学生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示历史,把历史与现实有机地链接起来,促进学生时代感、责任感的形成。所谓“有机地链接”应当是“科学地链接”,也就是说教师必须通过理性的分析,找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相互链接的逻辑关系,非逻辑关系的链接只能是“非科学的链接”。此案例中,这位教师力图链接起中国秦朝“三公”与西方“三权分立”的逻辑联系,体现新课程的教学要求,其初衷是好的,但由于教师对两个概念的内涵在理解上发生了错位,将两个毫无逻辑联系的两个概念凭空地或者说是表面地进行了链接,结果造成了两个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混乱不清,造成了历史与现实联系的荒唐悖论。历史与现实如此错误地链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促进学生时代感的形成。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这样解释:“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渊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是徒劳无功的。”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不是教师对现实的有意曲解,也不是教师对历史的真正无知,而是教师对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在理解上存在误区,在操作上出现误点,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和不严肃性,“想当然”结果“不当然”。这位教师当时一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其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可能有以上可供我们现在讨论的有趣的案例了。

历史教师不应出现历史与现实非科学的错误链接!

 

思考三:“新课程背景下青年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迅速地内化、体现出新课程理念吗?” 答案可能也是否定的。

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宏观抽象目标是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其微观操作目标是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只有实现微观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宏观目标。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必然依赖于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又必然要求教师迅速在教学过程中内化先进的新课程理念,并尽可能地体现出新的课程理念,然而事实上对任何一个历史教师来说,“内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体现”又谈何容易?

笔者从2001年秋季开始一直在参与新课程改革,并在全国许多省市作学科新课程培训,深感新课程理念新,操作难,课堂教学实践更难。2005年12月,我参加海南省特级教师课堂教学现场考核,抽到的课题是普通高中新课程人教版历史必修3第一单元第1课《“百家争鸣”和儒家的形成》。封闭备课只有半天的时间。上课时,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我也仅从“儒家”的“民本”思想,联系到现在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和政府实行的“三农”政策。课后,有位听课的老师对我说:“傅老师,你这节课上得好。但是在历史与现实联系时,你要是再进一步联系党中央明确提出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民本思想,还有党和政府关心我国现在‘弱势群体’的一些政策,那就太好了。”当时我只能以微笑表达我的谢意。是呀,我从事历史教育二十多年,在一个学校上普通高中新课程历史实验课也有两年,我十分努力地力图在课堂教学中“内化”、“体现”新课程理念,但在实践中要真正做到、做好这一点,的确是非常困难的。我且如此,何况刚刚走上岗位的青年教师呢。

要求青年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迅速地“内化”、“体现” 新课程理念是不现实的。因为青年教师的成长需要理论的引领、知识的更新、经验的积累、智慧的提升、自身的悟性和同伴的互助,而这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青年教师不断在实践中学习新课程、在学习中实践新课程的过程。

历史教师内化新课程理念不能是无实践的跃进,而只能是有过程的实践!

新课程正在实验中,案例正在实践中,问题更在反思中。

谁不惊讶:中国式的“三权分立”?谁不忧郁:中国的历史教育?

(初稿于2006年1月1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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