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和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联合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3.5%的被访者不知道“七七事变”发生在哪一年，一成半的被访者不知道“七七事变”是怎么回事；同时，99%的被访者对抗日英雄表示崇敬，94.5%的被访者对日本当局篡改教科书表示愤慨。（7月6日《北京晚报》）

　　显而易见，对于抗战，我们爱憎分明，但史实却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面对如此的调查结果，我的感情极度复杂。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我开始“恶补”抗战历史知识的一年。自年初开始，我从“寻找抗战老兵”等一系列主题纪念活动中汲取新鲜养分，一部“陌生”的民族苦难史和民族抗争史才在自己的脑海渐渐清晰起来——这让我深深感到，长期以来，我们的主流抗战史教育存在一些问题。

　　在现代社会，公共教育是政府、学校、大众传媒联合进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活动。民族历史教育作为公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同于其它教育类型的个性特点。历史就是发生过了的事实，历史教育不能成为政治宣传或大众娱乐的附属品，传播事实才应当是历史教育的核心价值。在这一核心价值的统领下，历史教育应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诚实地讲述历史事实;二是理性地分析历史演进的因果规律。因此，政府、学校、大众传媒等文化传播者在抗战史教育中的责任,一是尽可能地向公众展示真实的抗战史实，将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承受的苦难与进行的抗争全面、准确、细致、不加任何渲染、不进行任何人为扭曲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二是尽可能客观冷静地分析抗战史实背后的历史规律，进行深刻的人性分析和制度分析——不但分析我们的敌人，也要剖析我们自己，理性地向公众阐释漫长抗战历史的前因后果和经验教训。

　　然而，现实中的主流抗战史与理性状态相距甚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抗战史教育混杂着浪漫主义、虚无主义甚至是犬儒主义的色调，教育过程中充满着简单的价值判断、粗疏的称述以及涂抹着异样色彩的人工画面，而缺乏真实细致的讲述与理性冷静的分析。而目前这样的抗战史教育容易收获三种果实：第一种是对民族历史漠然的善忘者，他们对往日的苦难既无记忆也无真情实感；第二种是对民族历史过分敏感的“愤青”，他们缺乏冷静和理性的思考，以简单的独断性价值判断、解读历史和现实；而在善忘者和“愤青”之间，是情感上爱憎分明而对历史一头雾水的芸芸众生——《北京晚报》和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如此的抗战史教育无法发挥历史教育应当达到的社会效果，因为这样的教育缺乏理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无法催生出健康的历史观和民族精神。因此，在纪念抗战伟大胜利的同时，无论是政府、学校还是大众媒体，只要是承担着公共教育之责的组织都应该反思目前抗战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认真思索一下如何让抗战史教育回归历史教育的本意——因为，这足以让我们的民族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