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从洋务运动评价的变迁看历史教材的改革

    为了指导和进行面向２１世纪的教育改革，1998年12月国务院批转发布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1年还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对未来十年的义务教育课程设计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要求“改变课程过分强调学科体系、脱离时代和社会发展以及学生实际状况……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重视实验课教学，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优化课程结构，调整课程门类，更新课程内容……小学加强综合课程，初中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相结合，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 。根据这三个文件，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将更加密切。

    二　洋务运动研究与中学历史教材

    知道了历史课程设置的变迁后，我们在对中学历史教材中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进行分析研究前，了解一下新中国洋务运动研究的成果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国家政策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若干年来，我国历史教材的编写者，都尽最大努力在教科书中反映史学界、考古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及国家政
策。

    下面就结合李时岳的《洋务运动研究四十年》 和姜铎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以洋务运动评价的变迁来分析建国五十二年来历史教科书的变革。

    １.50年代全面否定与历史教科书(1949—1959)

　　在解放战争年代，范文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他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中提出一个通则：在近百年的中国史上，始终贯穿这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即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和统治阶级当权派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卖国路线（统治阶级不当权派则奉行有损于革命事业的改良主义路线）。按照这个通则，洋务运动是清朝当权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的，其目的在于镇压国内人民和为侵略者开辟道路，作用则为“加深殖民地化”，因此，这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动卖国的运动，应予全盘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范文澜等马列主义学者的著作风靡全国，上述通则得到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它在歌颂人民群众、宣扬反帝反封建、鼓吹暴力革命等方面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弱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太平天国运动成为热门，而统治阶级搞的洋务运动被打入冷宫。牟安世的《洋务运动》是1949—1959年间关于洋务运动的唯一专著，它对洋务运动的总评价是：“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废待举的情况下，各大行政区根据实际情况改编或改用观点正确且基本适用的历史书籍作为课本。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出版的《近百年史话》（1950年第15版）即是山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审定的中学课本及青年自学读物。该书语言通俗易懂，非常口语化，采用从右到左的传统排版、繁体字印刷。全书从鸦片战争（“大门打开了”）讲到1948年（“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共6章33节160页，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和抗争史，充满了阶级斗争和反帝情绪，对“洋务运动”无专门描述，也无中国资本主义的介绍，因此，只能从第一章《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找到零星内容，即“满清政府行了三十年的‘洋务’，在甲午一仗，都破了产”（P21）。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太多，无全国统一教材。

　　1952年出版了新的历史教科书，语言简洁，但知识点过多，难以掌握和记忆。可惜，我没有找到这本教材。

　　新中国教科书的编写走向正轨，是在1953年以后。1953年5月，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 根据这一指示，中央教育部从全国各地陆续抽调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业人员充实中小学教材编写队伍，建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央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制定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编辑、出版中小学各类教材。因此全国学生都使用同一种教科书。[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第一套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一本。该书采用西式排版（从左到右），出现了一些简化字，如“国，历，条，这，学”。全书从鸦片战争讲到新文化运动，共4编15章43节89页，还附有插图和大事年表。该教材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在第二编第四章第三节专门论述“洋务运动”。课文主要讲了两个部分，即海关自主权的丧失和官僚地主的“洋务运动”，海关自主权的丧失使“清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进一步依靠外国侵略者，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一天天加深了。”而在关于洋务运动的描述中，只有军事方面的内容，编者认为，洋务运动的产生是为了“继续镇压中国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是用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巩固封建统治”；官僚地主开办的工厂是“资本主义国家军需工业的附庸，充分表现了半殖民地的性质”；而且这些官办工业“压制商办工业，阻碍了商办工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套教材与当时的洋务运动研究观点一致，都对洋务运动持全面否定态度。教材中唯一提及的一点进步作用是“由于新式机器的应用，产业工人的数量增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比以前壮大了”（P32-33）。洋务运动的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在教材中一片空白，但维新思想却贯穿教材始终，如第四章第二节就有关于冯桂芬、郑观应早期维新思想的介绍，可见当时对维新的认同。

    1958—1959年我国处于大跃进时期，为了适应需要，教科书进行了修订。[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初二适用）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修订本。与1956年的版本相比，它基本上无甚变化，只是删了一些内容，现为4编14章31节66页，并且第一次出现了课后“练习题”，这有助于我们掌握教材重点。该书将1956年版的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的建立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糅合在一起，既节省空间，又避免重复，编排更加合理。其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并未改变，但课后习题3表明洋务运动具有一定分量。早期维新思想被删，与当时反右有关。

    ２.60年代的争论与70年代的教科书（1960—1978）

    在60年代初，史学界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洋务运动性质和作用的争论，争论是姜铎引起的。从1961年12月起，研究经济史的姜铎在《文汇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认为“洋务派所进行的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尽管它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是反动的，力量是薄弱的，效果是不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而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文章发表后，立即招来了十几篇“商榷”的文章，但同时引发了人们对这个长期受到冷落的领域的兴趣，形成了洋务运动研究的小高潮。但是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1964年下半年后，正常的学术研究已难以进行，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和探索也嘎然而止。不久，历史便进入文革的“十年浩劫”时期。

    当时随着教育革命和教材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1961年初人民教育出版社奉命编写的十年制历史教科书初稿完成。这套课本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增加了不少空泛议论而缺乏史实叙述，因此遭到批评和否定。随着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教育阵地的秩序得到整顿。教育部决定停止印行十年制中学历史教材，并于1963年编成新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科书。它摈弃了1958—1959年史学界“左”的思想影响。可惜的是，这套教材只在北京、天津等部分学校试用，没有来得及推广使用，因受到再次兴起的“左”倾思潮的影响而夭折。因此笔者无法找到6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对这一时期教材中洋务运动评价不予置评。

    文革期间，把历史教育说成是培养“精神贵族”，充满“封、资、修”毒素的大杂烩。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教育不可避免的遭到了空前的冲击。

    文革后期，“根据伟大毛主席关于‘教材必须完全修正’的指示”，1972年10月来自辽宁、安徽、山西、河北、天津的教育工作者校订了[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供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使用，也可供未学过本册历史的其他年级补课使用）。该书出现大小字编排，共3编9章17节101页，与同时期的书籍相同的是，封页上印有关于阶级斗争、理想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毛主席语录”。官僚地主办洋务以小字形式编排于第二编第三章“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的开头，内容也从过去仅只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军队建设、学堂（军事）、洋务派代表人物等方面，而总评价仍是全盘否定，并称洋务派“越来越买办化，成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中国买办势力逐渐发展起来”（P35）。“阶级斗争为纲“的势头更加红火。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新上台的华国锋等奉行两个“凡是”原则，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没有摆脱“文革”“左”的影响，如湖北省中小学教学教材研究室1978年1月编写的[湖北省初中试用课本] 中国历史（第二册），洋务运动搭置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沙俄乘机吞并我国领土”中，依旧被全盘否定，只不过在原有基础上否定面又扩展到政治、文化领域，即介绍了总理衙门，称其为“清政府进行投降卖国的机构，是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独立主权的工具”；洋务派是卖国贼，是“直接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的、买办化的官僚军阀集团，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洋务运动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渐买办化的过程，是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的过程”，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提高。反帝反封色彩十分浓厚。

    ３.新时期的新成果（1979— ）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枯寂已久的史坛。在清算“四人帮”大批洋务运动的罪恶目的的基础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鼓舞下，史学界对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洋务运动进行重新思考，迅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浪潮。

    1979年第2期《历史研究》发表了姜铎和黄逸峰联名文章《重评洋务运动》，运用两点论指出，洋务运动的进步与反动并存，但仍是一个反动的运动，是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并把中国导向殖民地的罪恶产物。文章发表后受到各方反驳。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以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为线索，以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斗争作为反映这个线索的标志，提出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随后李时岳、胡滨、徐泰来又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洋务运动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于是洋务运动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20多年里，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在经济、文化、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不断的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达成一些共识。这些进展与共识也很快地反映在历史教材中。

    与此同时，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也进入新阶段。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中央召开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前，向全国供应新编十年制中小学各科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即是在十年制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试用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这套教材采用章节编写，封面出现了一些彩色货物，内附彩图，共13章30节149页，且课后都附有由填空、名词解释、看图、问答组成的练习题。对洋务运动采用专节介绍（P44-48），分为总理衙门的建立和洋务运动两部分，史实完整，在评价上采纳姜铎的两点论，既剖析其封建专横、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消极面，又展露出其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抵制外国势力扩张的客观进步性，不再斥责洋务派为“卖国贼”，连总理衙门，也只说其“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政府的外交和内政”（P44）。基本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点，为洋务运动翻了案。

    1987年6月历史教科书又在1978年、1981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这就是[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第2版）。该书使用彩印封面，彩图也比以前多，从北宋讲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共19章39节197页，比以往多了一个《中国历史大事纪年表》。在修订版教材中，洋务运动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缩编在一起，未单独立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只强调其进步性，而删除了局限性，并缩减了一些史实，避免增加学生负担。

    90年代我国正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也由统编制改为审定制。在“一纲多本”的原则下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从1993年起在全国不同地区使用。它们各具特色，在选材、编写、装帧、设计方面都有创新，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 [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四年制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纸张是以前的2倍大，也比以前更重视革命史、经济史、中外交流史以及文化史的内容。因此在书中洋务运动作为近代经济、政治发展的一个必不可缺的阶段，有专节介绍，分总理衙门的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加剧、洋务运动三部分，涉及经济、文化、内政、外交、军事各个领域，总评价仍与1987年相同，但关于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显著增加，不但有5幅插图、1幅地图，还有两个表格；而且增加了洋务运动思潮、洋务派与顽固派论战的内容（小字），弥补了以前教材的不足；对总理衙门也进行了重新评价，在“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化的标志”前加上了“加强了清朝与外国的联系”，这肯定了总理衙门出现的合理性、必然性，使表述更科学。教材在大字部分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人名、地名、年代、数字和词语，而在小字部分进行扩充解释，语言生动活泼；课前提示明确了该课的中心，帮助学生在宏观上加深对课文的理解；除了课后练习题外，还有课中思考题，十分适于课外自学。

    而浙江省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的[义务教育初级中学课本（试用）]社会（初二适用）（第4版）则是一次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合并的尝试。全书共2册26章77节，另附配套使用的《社会作业本》和《社会图册》。而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洋务运动，被安置在第十八章《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节《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第一部分，总体评价与1987年人教版教材相同，但删除了关于总理衙门的内容。为了实行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该教材剔肉存骨，除了保留必要的时间、代表人物、概括性事件、评价等骨干，缩减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具体史实，语言简洁、明了，但由于容量大，增加了教师授课的难度。另外，该教材尽管是综合性教材，但中外历史单独成线，却又忽而世界史２节，忽而中国史一章，未完全融在一起，也未完全单排，造成编排上的混乱，不利于初中学生的记忆，需进一步探讨。

    多本并行，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反映出教科书出版的繁荣，有利于教科书事业的竞争和发展，更有利于我国各地区学校的实际需要。另外，综合课也是热门话题，关于历史课，上海、浙江等地编写了《社会》（史地）综合实验教材，有的还准备把历史与其他学科合并，编写新的综合课实验教材。

    进入21世纪，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导下，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的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也已出台。其他地区也在纷纷探讨新时期的教科书的编写，在近两年将会有更多的新教材面世。总而言之，新时期，新世纪，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十分繁荣昌盛、多姿多彩，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

    三、历史教科书改革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各个时期历史课程的设置、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历史教育及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

　　１.科学性

    社会在不断前进，我国历史科学和历史学科近年来发展也十分迅速。因此历史教材选择的内容应有一定的代表性，并能及时地反映史学研究的新成果。洋务运动研究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历时35年，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和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我们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洋务运动是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既包括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又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包括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官商矛盾等等。目前，我国史学界对这些观点已初步达成共识。80年代后的教科书一反过去的全盘否定，而重新客观评价，肯定其客观进步性，反映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还有总理衙门的重新评价，就不赘述了。

    教科书作为学生学习的工具，还要符合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规律。如果完全从历史知识的角度出发，中学教材只要把大学教材的内容提炼一下就可以了。但由于中学生处于特殊的年龄段，我们就必须考虑他们的兴趣需求和接受能力。为吸引学生兴趣，我们的教材从文字表述、图片到练习的方式都在不断发展。
另外，对历史课程的设置要符合历史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否则也会被社会淘汰，如1953年的教学计划。

    ２.时代性
 
    历史学科向来是各科中时代感最强的一门学科，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必须和时代精神合拍，反映国际国内社会变化的时代潮流，从思想教育、能力培养和基础知识三个方面，向学生提出新的培养目标，以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的需要。如解放初期为摆脱唯心主义影响，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重视阶级斗争、人民斗争；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在教材中大量反映，“历史无用论”致使历史课大幅减少；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日益重要，历史课的地位得以突显，历史教科书中增加了大量经济史、科技史的内容，加强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叙述，作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的比重也在增大。进入２１世纪，素质教育成为时代的呼声，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历史教科书要注重内容的开放性，重视与更广阔的信息资源之间的开放性联系，以突破教材内容的局限，贯通课程内外。

    随着电子技术及交通的发展，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只有尽快的把自己融入地球大家庭中，才不会被开除“球籍”。在这样的时代，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中西合壁也是一种趋势，但应该以中国历史为主，世界历史作为背景介绍。如编写洋务运动时，可以将西方的工业革命作为背景。

    ３.政策性

    历史课是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阵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教育下一代的大事，灌输什么思想，培养什么精神，至为重要。因此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一门政策性很强的学问，涉及我国许多方面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国家的观点。如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国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而在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现代，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经济史、社会史比重增大，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以进步性为主。

    上面，是笔者以洋务运动的变迁为例分析我国历史教育及初中历史教科书的发展的浅薄之见。笔者认为，治史者、教史者、编史者，应对知识广泛涉猎。要教好历史课，编好历史教科书，不了解学术界动态，不关注社会形势，不清楚国家政策，不考虑学生的水平与需要，是行不通的。我们应养成密切关注学术界新成果，洞察国内外风云，注意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的良好习惯，要善于收集，勤于调查、研究，方能结出硕果。作为一名教师，更应根据形势发展，适时调整有关教学内容，才能使我们的历史教学更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适应时代的要求，紧跟党的方针、路线，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参考书目：
　　１.瞿葆奎主编：《课程与教材》（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11。
　　２.李时岳：《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３.《课程•教材•教法》，1990—2001。
　　４.王铎全：《历史教育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9。
　　５.于友西：《基础教育现代化教学基本功》（中学历史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
　　６.山东省人民政府审定、中学课本及青年自学读物《近百年史话》，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出版，1950年11月15版。
　　７.苏寿桐：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3月第二版。
　　８.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7月第4版。
　　９.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版。。
　　10.湖北省初中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1月版。
　　11.胡文彦：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12.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6月第2版，1990年重印。
　　13.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四年制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14.义务教育初级中学（试用）课本《社会》（第四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