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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游彪正说宋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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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材资源精解9

时间:2009-10-18 17:27:15  来源:华师
 

 第二节 元代的政治制度与对外开放

 

一、政治制度与行政设施

  

元朝的政治制度是在借鉴“金制”,又接受汉人建议,并保持大蒙古国传统贵族统治连续性的基础上建制的,体制驳杂,决非宋制的翻版。相比成熟的汉族政制,它要简陋疏阔,而且保留了浓重的种族色彩和军事统治的性质。

 

比较特殊的是,元朝宗教地位甚高,设有专门宗教事务的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有统辖吐蕃地区的职能。佛教特别是其中的喇嘛可以看作为元代国教,故特别重视。

  

元朝在全国范围建立“行省”的建制。行省为行中书省的简称,是元代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建制。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依次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以达鲁花赤、总管为长官。以下府、州、县亦均有达鲁花赤居首,非蒙古人不能担任,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设置。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又分道设立宣慰司,便于处理军民之务,兼有行省派出机构和介乎省、路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的职能(如吐蕃宣慰司)。边陲民族地区的宣慰司往往参用当地土官任职。

 

元朝的赋役制度,南北异制。

 

元朝政制虽多采用汉制(也包括金制亦由汉制演化),但始终保持蒙古贵族在国家中的特权地位,再加蒙古贵族主观上力避“同化”的意识很浓,颇多种族主义色彩。

  

元朝与后来的清朝相比,入主中原后的政治设施颇保留旧制,接受汉文化也有心理和特权方面的严重障碍。另一方面,民族间的差异和历史传统本就不易消除。

元末以韩山童为首发动的反元起义,就是利用民族矛盾,采用宗教为掩护,以复宋反元为号召,发动全国性起义的。与此同时,各种反元的汉族地主武装力量,或与之联合,或与之并存,形势颇为复杂。

 

 

 

二、经济恢复与对外开放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不管是开明时期(世祖、成宗),还是统治素质下降时期,经济是他们维持统治的物质基础。南下后,庞大的军事官僚阶层的供给,决定了他们必须重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因此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亮点出现。

 

元世祖至元九年(1273年),由政府编辑的《农桑辑要》总结了《齐民要术》以来七百余年农业生产技术的成就,对当时的农牧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成宗延祐元年(1314年)由鲁明善编著的《农桑衣食撮要》,根据淮北地区的地情。按十二个月详细记述了作物、蔬果的栽培和畜牧、蚕桑。农产品加式的技术。它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农家暦书。王桢《农书》更是我国三大农书之一,全书22卷,包括《农桑通诀》、《百谷譜》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齐民要术》仅以黄河流域为限,《农书》兼及南北,且时有对比。《图谱》载农器二百余种,附有实景图,更堪珍贵。

 

运河的开通更是一件大事。

由海道转运漕粮的尝试,也始自元代。

  

元代另一出色成就便是天文历法的研究。由于得之于回回等色目人由阿拉伯西来的技术和经验的助力,使我国天文历法在原有基础上,元代又再放光彩。郭守敬(1231-1316),无疑是中国古代最富成就的少数科学家之一。

 

元朝在大蒙古国扩拓广阔疆域的基础上,驿道获得空前发展。

元代南方经济、特别是私人经济的活跃,过去常常被旧史家忽视。

 

第九章 君主极权:大明帝国

 

有明一代的经国规模和制度是由太祖、成祖两代奠定的,中国帝制进入极端君权时代。而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更是刺激了以皇室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对财富的贪婪,加速了统治阶层的腐朽。

 

本章主要讨论明王朝在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向的相互背离,揭示其帝制衰亡期的若干征兆,引导学生注意明朝在商品经济活跃的大背景及其内敛的对外关系,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整个社会形势与明亡前的诸种情状。

 

 

 

       第一节 两祖开国“祖制”

 

一、两祖奠定国基

 

大明帝国创立于朱元璋之手。朱元璋在位31年,承元代法纪荡然,吏治败坏,经济凋蔽之后,力行拨乱反正,创制国家规模,厘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制度,马上得之,马下治之,显示出起草泽平民皇帝的气魄风范。开国制度,择其要点有:重视农业,强调“农为国本”;改革兵制,在全国实行卫所制度;官制大多仍承宋代以来分化事权的传统;作为起自元末的平民皇帝,朱元璋深恶元朝的臣僚腐败、地主吏治混乱,故开国后一再颁示祖训录、铁榜文、臣戒录等。

朱棣即位后,大政一承太祖遗制外,亦有所更张,有利有弊。

 

 

二、大明“祖制”要旨

  

太祖开国建制,基本面都由唐宋制度历史传承而来,但与其出身经历甚至个人性格都不无关系,颇有特点。其中有些较宋代后退,显示出特有的保守性。

太祖建制的第一大特点,从农耕为本,严格管理吏、民的目标出发,构建了一套周全和富操作性的地方管理系统,对农村基层控制的严密性大大超越前代。

太祖建制的第二大特点,便是改变宋募兵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制度,实行军户屯田、军队自给的方针,耕战合一,“寓兵于农”。

以上为社会控制大政要旨。有关监督官僚、强化皇权方面,大明“祖制”有两条创制为前代所无。一是设立“厂卫”,对官民实行特务统治。二是废丞相,设立内阁。

 

此外,太祖开国时犹能不拘资格用人,但发觉其非贤或恃才作弊者,诛戮不少姑贷,法在必行,无情可循。科目仍沿唐宋之旧,惟考试内容与作答方法改为制义八股,更趋教条僵化。

 

成祖较之太祖,为害明一代最甚者,莫过于开宦官用权祸端。

 

      第二节 中期政衰与外患

 

一、瓦刺之患

 

外患不备而来。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也先借口贡使来京受到欺凌,明朝失信于他,统率各部,兵分四路大举南下,大有灭明之势。

 

越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到嘉靖时,又有倭患兴起。此事既是外患,实亦内乱。明朝对海上贸易的保守与处置不当,是引起此事的深层背景。

 

 

 

二、沿海倭患

  

元明之际,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在战争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策动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武装走私和骚扰抢劫活动,明朝称此类海盗为“倭寇”(时人称日本为“倭国”,故名)。中国沿海从事非法走私的商人与之勾结,甚至冒称“倭人”。故历史上所称的“倭寇”,其中不少实际上是中国的海盗商人。元明之际“倭寇”为患于沿海,至明中期,日益猖獗。

 

  

“白银资本”与明运隆替

 

英宗而后诸帝,以世宗、神宗享国最久,两者相加在位九十年有余。两人差不多都活到了花甲之年,只比71岁的太祖差一截,高居其余明帝年寿之首。嘉靖、万历年间公私消费活跃、商品经济发展,被史家称誉为“资本主义萌芽”。此时大明“国家”虽无善政可言,“天下”繁荣似乎难以否认?但细究起来,相反而相成,在白银刺激下的明朝社会,只是朝着扰乱旧体制、旧秩序的路上走去。

张居正改革的意义,就在于说明强有力人物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何况张居正本人也处于浊流之中。从这一角度来看,考察张居正改革前后的情势,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明朝逐渐走向末世的内在轨迹。

一、张居正改革的前后

 

二、白银诱惑下的“多事之秋”

 

三、“外患内乱”与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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