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繁荣的宋代文化
一.理学与史学
两宋思想学术,当推理学的形成与史学的发达最具时代历史价值。
理学由周、张开辟,二程继之,至朱陆成大体,尤以朱熹影响最大。然其间异同甚多,要归之,不出“涵养用敬”与“格物穷理”两种思路,一主内,一主外,殊途而同归于儒学道德至上的主旨。
宋代,为中国古代史学鼎盛时期。新史体先后创设,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金石学入于史学等,总体态势均凌驾于汉唐。其中当推《资治通鉴》独占鳌头,最具影响。
二.文学与艺术
1.宋词
大家有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等,后世论者多据其风格分为婉约、豪放两派
2.散文
大家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后人将上述诸家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3.书法
代表性书家有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后人合称“宋四家”。
宋代典型书法为崇尚“意趣”
4.绘画
山水、花鸟、人物皆有发展。
其时绘画创作以画院为中心;北宋中期以来又兴起讲究神韵和笔墨技巧的“文人画”,元代以后逐渐成为画坛主流。
第八章 大一统与大融合:元朝
元朝是由蒙古族所建立的统一王朝。1206年,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创建蒙古汉国。自成吉思汗到蒙哥汗,陆续攻灭西辽、夏、金、大理,并在叶蕃建立行政机构。蒙哥死于攻灭南宋的战事,其弟忽必烈继汗位,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忽必烈开国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保证了已经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基本上得以延续和发展。与后来清朝相比,元朝具有浓厚得多的民族统治和民族压迫的色彩。
本章将组织讨论元朝统治的地方经济之独特契机与当时整个帝国活跃的商业。
第一节 忽必烈统一中国
一、 蒙古族的兴起
蒙古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得很远。
蒙古汗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出生于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族,蒙古各部于1206年大会于斡难河畔,被拥戴为蒙古统一后的最高首领,尊称其为“成吉思汗”。此事,标志着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已经统一形成为一个以原蒙古部为核心的民族共同体。
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即着手组织精锐的护卫亲军(“怯薛歹”);分封各部首领为不同等级的“那颜”,实施部族军事贵族制统治,巩固对蒙古草原辖境内各部的统一;颁布法典(《大扎撒》)、创制文字(畏兀儿字蒙古文)等,使初建的蒙古国逐渐摆脱原始的部落制,成为较有政治军事威力的游牧部族贵族制国家,促进了蒙古族的形成和蒙古社会的发展。
蒙古族统一后,利用其凶猛的军事威势,积极向四周拓展,朝着建立大蒙古国的方向步步前进。成吉思汗通过自己以及诸子的多次西征,建立起了疆域广阔、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内有四大汗国之称。
二、 元朝统一中国
正当南宋君臣纵乐西湖,权将临安法汴京,沉醉于歌舞声色之中,北方蒙古高原上崛起的新政治军事集团先后于1227年和1234年灭了西夏与金,直接与南宋接壤;在此之前,蒙古军队在窝阔台和忽必烈之兄蒙哥时期曾两次南征,已越过青海草原征服了吐蕃、大理(今云南),从南疆形成了对南宋南北夹击的态势。
第三次南征,是由忽必烈(1215-1294)来完成的。南宋景定元年(1260),他在开平(后改名上都,今内蒙多伦西北,一说今内蒙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自称大汗,不久定年号为中统。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接受刘秉忠建议,改国号为“大元”,次年改燕京为大都。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执意继续其兄蒙哥未竟之业,发动第三次南征。
景炎元年(1276)正月,伯颜军到达临安东北临平镇,宋奉表请降。祥兴元年(1278)宋帝昰病死,陆秀夫再立8岁幼帝昺,改元祥兴,迁居厓山(今广东新会南)。十二月文天祥于五坡岭为蒙军袭执。次年,元兵追击至厓山,张世杰与蒙军再次决战,大败,陆秀夫负幼帝投海死,张世杰海中遇难溺死,至此,南宋历150余年而亡国,元朝统一中国,开创了由少数入主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先例。
忽必烈自1251年开府漠南后,逐渐与汉族士大夫有所接触,这些汉人在开国前后都是忽必烈重要辅佐要员,他们对元统一中国后较好接受汉制产生重大影响。
元朝统一后,世祖忽必烈下诏书禁止诸王贵族改田亩为牧场,劝农力耕,并颁行《农桑辑要》,在江南设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提倡垦殖;开会通河、通惠河,整治水利。命省、部、台、院参用南人,遣人赴江南访求人才。中枢机构中书省八大员(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左右丞、左右参知政事)中,汉人几居其半。这些施政举措对促进蒙古族的社会进步,恢复战后经济,减少因汉蒙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倒退与损失,均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元朝建国后,原上都开平改为避暑的夏都,在原金中都燕京定都,改称“大都”,又称“汗八里”。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当时世界著名城市,来自东欧、中亚、非洲、日本、朝鲜、南洋的各国商人萃集于此,全国货物汇聚,商业极为繁荣。与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不同的是,它又恢复了坊市封闭制,故其城市建制和布局更多地类同于唐长安城。
与后来清朝相比,元朝具有浓厚得多的民族统治和民族压迫的色彩。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蒙古统治者具有强烈的民族保守意识,严防“同化”,在政治、军事权力体制上,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区别明显,法律制度不完备,司法随意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