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汉政权与豪强大族
东汉,从建武元年(25)刘秀(汉光武帝)称帝,至延康六年(220)曹丕称帝止,共历12帝,196年。都洛阳。
一、从王莽“新政”到光武“中兴”
西汉至武帝时“盛极而衰”,在各方面都有衰微趋乱的迹象。
霍光专权。尽管霍光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在武帝内行奢侈、多事四夷之后,能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昭宣两代犹称“中兴”,实际也只是维持苟安,并无积极措施改善社会问题。百多年来积累的豪强恣意横行、农民流离失业的情况积重难返。土地兼并与奴婢问题,成为社会危机的死结。霍光将己女立为昭帝皇后,秉政时又自领尚书,任用年老无气或自己的亲信为丞相,政治悉由宫中而出,开了外戚专权的恶劣先例。王莽便是踏着他的足迹,将西汉废除。故旧史有西汉亡于外戚、东汉亡于宦官之说。
王莽新政。
王莽此人,历来史家褒贬不一。不管怎样,他的改革、他的“新政”,都反映西汉以来积累的严重社会问题已不能不解决,主要集中于土地兼并以及由此蘖生的奴婢问题。然而试图再恢复周代土地王有制,以及在不正本清源的情况下用行政命令取消奴婢,终究可笑。另一方面又再度使用行政手段统制盐铁等市场交易,肆意擅改币制、官制、地名,更是乱上添乱。王莽“新政”的失败,说明西汉以来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实在是体制造成的;体制不变,任何改革都不有成效。王莽的复古色彩只是给这场“新政”平添了许多闹剧的成分。
光武帝刘秀在社会混乱及战祸中崛起,因其为刘姓之后,新建王朝仍以汉为国名,其实完全是一次标准的改朝换代。
刘秀自称以“柔道”治天下,建国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种种措施,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因此刘秀统治时期,史称“光武中兴”。
二、东汉豪强世族与庄园经济
东汉的世族地主大抵就是顺着西汉豪强势力发展过来的。
战国、秦以来推行军功受田制度,原是为了削除“封建”,培植一批帝国的社会统治基础。受田如同受爵,是着眼于政治的一种经济回报
西汉建国后,先是产生大批平步清云的军功地主。除了受田外,他们凭藉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大肆购置田地。
西汉一代豪强大族积二百年的经营,在地方盘根错接,已成气候。战乱中乘机而起,围绕南阳刘氏周围的,多有豪强大族的背景,不是州郡著姓,便是地方长吏。
自刘秀创立东汉一代“以柔治国”的祖制以来,虽高官大员也有因政治斗争牵连而起落不定的波动,但总体比较平稳。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已经远不如前汉,东羌崛起,屡添麻烦,说明国力再也达不到汉武帝那样强盛。光武胸襟开阔,明于事理,是一个很实际的政治家。
光武君臣本是豪族出身,怎可能采取依人口“限田”的政策?所谓“度田”其实也只是要求实报实录,不准逃避赋税。即或这样的措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豪族若世代保持经济优势,又参与政治,权力与财富结合成双重优势,时间既长,就成了世族。西汉时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世家大族,但多数还都属于司马迁说的“素封之家”。东汉成立后不出百年,在所谓“高秩厚礼,允答元功”的优容怀柔政策孵育下,世族的发展很快就产生出所谓“阀阅之家”。到东汉末,更有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
门阀之家,除“累世宠贵”、“世代为官”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儒学世家”。这是西汉重经学积渐的产物。
世族经济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地主的地方,他们广占田亩,地连阡陌。在其核心居住区域内住宅豪华,筑有田园、苑园、坞堡,俨然成一独立天地,故史称“庄园”。
东汉世族大庄园,都以聚族而居为特点。这是与后世的大地主经济迥相区别的地方。
庄园内的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经济上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赖外界而独立生存。
庄园内的生产者,除同族贫苦农民外,也广为吸纳“游食者”为徒附。更低下的为奴婢,多系卖身而来,主要从事各种家庭手工业和家内服役。另有一种人称之为“宾客”,由战国豢养食客之风而来。从徒附、宾客中挑选精悍者组成家兵,谓之“部曲”,按军事要求缮兵习武,实为世族的私人武装。
世族庄园由于具有血缘宗族的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庄园的封闭性加上这种经济自足、人身依附,又拥有私人武装,既利于坞壁自保,也容易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天下大乱,这种社会力量就成为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