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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游彪正说宋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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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材资源精解2

时间:2009-10-18 17:27:20  来源:华东师大…
 

 

第三章 历史大变动:春秋战国

 

教学目的:通过对春秋战国史事的分析和讲授,帮助学生理解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时代,各地形成以某一诸侯国为主干的若干地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社会的上中层急剧变动,原有的贵族阶级渐次消灭;各国为适应时代需要,先后进行改革,体制向集权化转换;诸子百家提出各种治世方案、学术观点和哲学体系。这一时期,从经济、政治、制度、思想等各个方面为秦的统一都做好了准备和铺垫。

 

教学内容:第一节  政治经济形势变迁与列国兼并

上层、中层的急剧变动

 

“大一统”的前奏:各国变法

诸子竞起与“百家争鸣”

 

教学重点: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变迁;各国的集权化进程;各国变法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主要后果;商鞅变法;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表现和儒道墨法各家学说代表人物及其学说的基本内容、历史意义

 

教学难点:铁器、牛耕等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帝国时代之前各国的集权化进程;各国变法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主要后果;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教学手段:PPT课件;课堂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

 

第一节  政治经济形势变迁与列国兼并

 

一、铁器、牛耕与耕地拓殖高潮

 

铸铁农具

春秋中晚期才零星发现

战国普遍:其中与深耕细耨要求配套的农具,如长条形的铁镢、五齿锄(用以深翻土地),六角形铁锄、耰、钱、鎛(用以碎土平田、中耕除草)

 

2.集约农业

至迟到战国时期,我们已经确立起了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农业发展模式――以多锄多肥、精耕细耨为特色的集约农业。

春秋晚期起牛耕及其铁铧犁的使用,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大量使用大大提高了开垦耕的效率。

 

3、施肥技术等

影响

 

a列国竞争的态势,给每个大国都带来了特有的“挑战压力”。农业的发展与否,被看成与国家兴亡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b井田制名存实亡。各级诸侯、卿大夫对耕地的“代理权”被实际占有者视为“己产”,淡漠甚至不遵守对“王有制”的原有义务。 “法外”私田出现。

 

二、各地域政治、经济发展态势

各地域以某一强大诸侯国为主干,逐渐形成若干地域性的政治中心、经济开发的中心:位居中原的“三河”(河东、河内、河南)经济区、齐鲁经济区、“山西”(关中))经济区、楚国所在的江汉流域、吴越所在的东南地区、巴蜀所在的西南地区,甚至燕国所在的冀北至长城一带

 

 

 

第二节  上层、中层的急剧变动

 

一、“礼乐征伐自诸侯、大夫出”

春秋历史分期

 

(一)初期:王权衰落期

 

(二)中期:大国争霸期

齐桓、晋文、晋楚争霸、弭兵之会

《左传》:(鲁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南征而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左传•宣公三年》

弭兵之会:Bc579年   宋•华元;Bc546年   宋•向戌   “晋楚之从交相见”

 

(三)晚期:争霸末流,大夫争权

吴越争霸

《左传》中所见春秋贵族的风范:

钱穆《国史大纲》:“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显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则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二、各国向集权体制的转化

大夫专权

鲁“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

田氏代齐

三家分晋

集权体制的转化

世卿世禄制度崩坏

新的官僚制度产生:“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

新的官僚任用规则的出台,积渐而至产生系统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正是基于这种统治层构成成分的变动而实现的。

 

第三节  “大一统”的前奏:各国变法

 

一、列国变法潮流

a魏文侯-----李悝:“食有劳而禄有功”;“尽地力之教”;“平籴法”;“法经”(盗、贼、囚、捕、杂、具)

b楚悼王-----吴起      “损有余补不足”

c赵烈侯  /赵武灵王

d韩昭侯-----申不害     “术”

e齐威王、宣王     “稷下学宫”“不治而议论者七十余人”

f燕昭王------郭隗、乐毅

 

二、秦后来居上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a开阡陌封疆

b奖励军功:军功爵二十级     第四级不更=士

                            第十八级大庶长=卿

                            二十级列侯=诸侯

c重农抑商:“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d推行县制

e建立什伍连坐制,“轻罪重刑”

f推行小家庭形式

g焚书

h统一度量衡

 

三、变法的核心内容与后果

1、各国变法的核心内容:耕战

各国变法的共同后果:“新军国”(钱穆语)

基本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造成了个体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的第一个极盛时期(授田制);新生阶级(地主阶级)逐步产生;加君主权力的中央集权在各国基本实现(户籍、郡县、法律、官僚等制度)

 

 

 

第四节  诸子竞起与“百家争鸣”

一、历史背景:士的崛起

a封建势力的解体:“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国语•楚语下》)

b王官之学流散民间:孔子开“私学”;“夫礼失,求之于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

c士的分化

“诸子百家”(学派:儒、墨、道(道德)、法、名、农、纵横、阴阳、杂、小说)

 “正身之士”与“仰禄之士”

      “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荀子•大略》)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则吾礼,无乃难乎?”(《吕氏春秋•下贤》)

d士的地位

“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孟子•万章下》)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髠、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邹奭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春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春君列传》)

e士的影响:“士志于道”的士大夫传统形成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与人书》)

           政治权威与士人的紧张关系

於陵子仲尚存乎?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齐策》)

 

二、诸子学派

 

儒家学派

a孔子的思想:礼“仁”“忠恕”

“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孝弟者,其为仁之本欤?”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重人生、重道德、重人际关系谐调

b孟子的思想

以“性善论”为理论根据,将“仁”发展为“仁政”;重视道德伦理的内在修养

c荀子的思想

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儒学家说,而且也兼纳春秋战国以来各家的思想,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独创了一个以儒法兼容为特色的新学派,为后世儒法合流开启了门户

强调“以今持古”,“善言古者必节于今”

以“性恶论”为理论根据,将“礼”发展为“礼法并重”

法家学派

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

晚期法家:韩非、李斯

韩非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融为一体,构筑了一个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的法家思想体系,其内核则是实行君主独断。

 

3、道家学派

a老子和《老子》(《道德经》)

辨证法:对立依存、相互转化

“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反者道之动”

道之用:恬淡平和的人生境界;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

b庄子

隐含着一种类似绝对精神至上的哲学意义;将老子关于对立面转化的思想引向相对主义;在认识论、美学和逻辑论辩上有许多精采的发明

 

4、墨家学派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尔、非命

墨子死后分裂为三派,后又汇为两支。一支注重研究认识论和逻辑学,探讨几何、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墨家后学”);一支仍奉墨子为神权思想,扶世济贫,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阶层。

 

5、儒、法、道对人生存困境的认识。

 

第四章 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秦汉帝国

 

本章主要内容

 

从传统的教学内容布置来看,秦汉帝国当包括秦朝、西汉、新朝和东汉四个朝代,但本课程将新朝和东汉移到下一章。因此本章述是秦朝和西汉的历史,从前221年到公元8年二百来年的历史。

 

秦朝享国十五年,历史虽短,地位却重要,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成为后世王朝的基本体制。文字的统一,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也为历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开了先河。秦始皇一系列拓边政策取得巨大效果之后所确立的王朝版图,奠定了历代王朝的疆域基础。秦末所发生的陈胜、吴广起义,也开辟了民众反抗暴政的武装斗争形式。

 

西汉延续着秦朝的诸多规制,而皇权专制继续加强,具体表现在:武帝时期的内外朝之分立、尚书机构的扩大、察举征辟制度的确立和监察制度的完善,主导意识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观念的形成等等。

 

西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民族政策和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等等,都是本章极为重要的内容。

 

本章重点与难点

  

对秦朝所创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理解,楚汉战争以及汉初分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内涵、西汉政治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社会主导意识的嬗变、中央与关系的关系、中朝制以及外戚专权的形成等等,皆为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拟采用的技术手段

一以文献说明制度的演变;二以考古发现证明秦汉某些措施的施行情况;以视频方式大信息地介绍相关的历史。

   

第一节  “大一统” 帝制的确立

  

六国统一固然成于嬴政之手,决非一人之功。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各国民间经济状况而言,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制度变革更给秦国士卒带来由物质刺激引发的活力。

各种综合的努力结出硕果。

 

一、 秦统一六国

六世余烈。商鞅变法成功,秦国自此强盛。

“合纵连横”军事外交形势。

范雎之“远交而近攻”。

前260年长平之战。

白起之功业。

郑国渠与秦王政纳谏用贤。

秦王政遣将调兵,挥师东进,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于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

 

二、大一统帝国体制的确立

  

皇帝制度。

秦始皇创立的秦制与前此的“封建制”最大的不同,有二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世袭分封建国制代之以郡县制,二是废除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代之以中央任免的流官任期制。

最能体现帝制的是,皇帝掌握有强大的军队。从秦始皇陵侧兵马俑坑已有发掘看得出,车、步、骑兵混合编制的秦军,规模浩大,军容整齐。帝制正是依仗强大的军队来维持对全国的集权统治。随分封制(封国)的取消,与国家军队平行的地方贵族兵制遂告终结。法律上,皇帝以外任何个人都无权拥有独立的军队。

 

郡县制在全国的推行,正式宣告封建贵族地方分权制历史结束。

 

秦始皇崇尚法家。

秦对六国贵族及其地方势力的打击极为严厉。

对武力的迷信,胜利又来得如此遽然,使秦始皇对下列形势显然估计不足:一个旧制度的结束、一种社会势力的历史性消亡,将是缓慢渐行的,即使在其支持它的政权失去后,仍会有很长的惯性滑动过程。军事的胜利只能解决政权转移易手的问题。新制度必须在建设中能创造稳定的社会生活,才得以真正巩固下来,为全社会所认同。

 

三、巩固统一的措施

 

统一文字。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统一交通。

“令黔首自实田”。

  继续推行军功爵。

统一思想,确立意识形态的权威。

  加强军事扩展和防御。灵渠。

后世史家多指斥秦的横暴无道,不能公正评价秦统一的历史功绩。太史公在《六国年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帝在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

 

第二节 秦的暴政与第一次农民起义

 

一、秦何以短促而亡?

秦始皇自称帝第二年起,几乎年年在外巡游。  

秦之速亡,并非仅“残暴”二字所能概括。大抵行事太急,超越社会所能负荷的程度,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

十余年间大兴土木,修筑宫殿、陵墓规模之大,常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咸阳宫。阿房宫、骊山陵。

秦统一后防匈奴、戌长城30万人、戌守五岭50万人,修骊山墓70万人,修馳道、军事运输估计也近50万。以上数项合计动用壮丁200万人。是时秦全国人口估计为2000余万。征发劳动力竟达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占全国男子(未成丁者亦计在内)总数的五分之一。如此不惜民力的频繁征发,时间高度集中,超出社会负荷程度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六国势力与统一的反复。

以法家为主流意识为秦国历史种下统治素质低劣的恶果,在秦灭亡过程中暴露得淋漓尽致。赵高、胡亥乃至李斯在始皇帝死后发动政变,以及尔后一系列的应对中,都表现出私心至上,不惜为一己之私利,闹出杀亲内斗的丑剧,自坏长城,自掘坟墓。

 

 

 

二、秦末农民战争

秦朝统一六国后,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为所欲为。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迅速激化。

大泽乡起义与“张楚”政权。

陈胜、吴广之后,被他们激起的反秦起义浪潮继续不断地冲击着秦王朝的统治。六国贵族之后亦纷纷起兵,先后拥兵称王,但皆不足成大事。唯有楚地的项羽与汉地的刘邦才足可以称反秦双雄。

楚汉战争。

楚负汉胜之原因。

前202年二月,刘邦在战胜项羽后正式即皇帝位。初定都于洛阳,二年后始迁都于长安,从此长安成为西汉一代两百多年的首都。

      

第三节 汉承秦制与稳固帝国

      

西汉自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至公元8年王莽建“新”代汉止,传十代、十二帝,历时210年。都长安。帝国制度经西汉一代建设,大体已摸索出一套应对大一统局面、稳定社会基础的方略。西汉帝国的强盛名列当时世界前沿。

 

高祖、惠帝(包括吕后统治时期)、文帝、景帝时为初期,倡“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逐渐解决了楚汉相争及汉初以来的分封遗害,农业生产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明显的发展,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终以“文景之治”名留史册。

 

中期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时,又重振一统皇帝威风,对北边匈奴由防御转为进攻,打通丝绸之路,积极开发西南地区,极欲大有所为。积建国近百年休养之泽,国家财富充溢,号极富庶。晚期武帝犹能悬崖勒马,转危为安,传至昭、宣,重返轻徭薄赋政策轨道,发展生产、平理刑狱,重视吏治,再度呈现“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西汉晚期经元帝、成帝、哀这、平帝数朝,土地兼并和蓄奴之风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愈积愈重,王朝统治危机加剧,改革徒有其名。外戚王莽趁机结束西汉政权,改建“新”朝,亦短命而亡。

 

一、汉承秦制,稳固帝制格局

  

武帝对秦及汉初政制之更张,最突出的即为裁抑相权。他不再任外戚为相,以出身卑微的文士为相,抑低丞相的贵族身份,并通过“加官”的方式任命贴身亲信以侍中、尚书、中书等名义参与决策,不受丞相节制。天下奏章改由尚书直达皇帝,皇帝旨意亦由尚书下达丞相,开始形成以“内朝”牵制外朝的格局。君权与相权的消长变革,由此而渐成趋势,直至隋唐又成一中央政府新格局。

 

二、重农抑商,确立帝国经济格局

重农抑商政策也是由“封建”转为帝制的一大历史曲折。

 

三、武帝“有为”,西汉由盛转衰

  

西汉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不在高祖,也不在文、景,而要到武帝执政,是时已距开国七十余年。

不论在西汉,还是整个两汉,武帝都是生命力最强的皇帝精力旺盛,富野心。在位长达54年,占西汉二百年的1/4,有足够的时间施展他的雄心。武帝所起的作用对西汉帝国非同小可。他既创造出了帝国极盛的辉煌,也把王朝几乎推向灭亡的边缘。集权帝制使帝王个人的作用往往可以发挥到历史所能达到的极致。

70余年休养生息造成了经济的富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秦亡汉兴,意识形态随历史转折必发生变化。

大有为的武帝。

政治上,裁抑相权,加强皇权,其亲近侍从逐渐形成“中朝”,成为实际上决策机关。

行推恩令,析分侯国,削弱诸王势力;颁布“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

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把京畿七郡之外的郡国为十三州(部),派刺史考察吏治,检举不法官吏和强宗豪右。

任用酷吏,锄诛奸人。

军事上,为平衡南北两军力量,先后设置期门和羽林军,加强中央常备力量,开后代“内重外轻”兵制之始。

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在产盐铁之地设盐官30多处,铁官40余处;实行均输平准法,运输和贸易实行官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推行算缗与告缗,向商人和商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告发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者有奖。改革币制,废半两钱,更铸三铢。后又更铸五铢钱,前113年(元鼎四年),统一币权于中央,禁止郡国铸钱。

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据儒家之学,改正朔,制太初历,修封禅,并杂以法术刑名,为己所用。

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多次徙民于西北屯田,促进内地与西域的联系系和交往。

以卫青、霍去病为将,三次大规模进击匈奴,大张武力,伸展国威,更使其功业达至巅峰。

从帝国政策变化的角度来看,进击匈奴与盐铁官营两项内容互相关联。

匈奴问题始终受到统治层的高度关注,贾谊、晁错屡有对策、处置的种种建议,终尚在恢复国力之际,故隐忍不发,至武帝时方有大动作。

三次大战役。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自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大片土地,开垦屯田,后又迁徙羌民至河西地区,河西逐渐开发,成为汉在西北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此前后,张骞数使西域,借匈奴北去,更使丝绸之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源源不绝,大汉声威光耀于外。

以盐铁官营为代表的经济政策。

帝国时期当权者对待商品流通的态度相当矛盾。

轮台罪己。

武帝晚年重返以农为本的政策轨道,不失为善改过返正的明智者。以后历代君主,少有像武帝者。兹后昭、宣承武帝遗旨,重返清静轻徭政局。然土地兼并、豪强横恣的社会问题亦被搁置。元、成、哀、君主素质一代不如一代。西汉王朝走近末路,似乎也是每一王朝盛极而衰,难以避免的结局。

 

 

 

第四节 经学与史学的隆盛

春秋战国诸子之学,从古代神学巫术与官守专门之学两途脱胎出来,本来“原于一”的官守“道术”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自为方”,“百家往而不反”。

从学术思想来说,诸子之学都偏重政治社会方面,皆出于救时之弊,但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偏。

“大抵切于时务者兴,不切于时务者衰”,全着眼于当政者的治政需求。因此,当由“封建”转变为帝制,由秦转而为汉,各种学术就有一个不断被重新选择、重新解释的意识形态改造。西汉的经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被选定,并开后世经学源流的先河。西汉经学正因为关系帝国意识形态重建的方向,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西汉还有一个亮点,便是史学。史学的辉煌当然要归功于司马迁私人修史所创造的《史记》。在帝制时代,史学也避免不了像诸子之学为官方牢笼的命运,但毕竟因为有《史记》的影响,终得在中国文化长河中留下秉笔直书的传统。以史学作为西汉文化的一大成就,一个代表,于理于事都可以成立。

 

一、经学与今古文经学的分途

后世之人都把儒家的成立归于得秦亡教训之助,又把儒学的独尊看作是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的结果。其实自战国至秦汉学术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如此简单。

诸子之学分裂对峙,各派主张都有得有失,既不排斥相互间有渗透,更会有人试走另一条路,取长补短搞综汇合流。

湖北荆门郭店竹简。

吕不韦集之《吕氏春秋》。

淮南王刘安之《淮南子》。

学术思想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异同互包。出土的秦简揭出了一个过去不知道的事实,就是在秦始皇时代,法家之外兼采阴阳家是很明显的,儒家思想也并非完全被排斥。

秦亡汉兴,百废而待兴,最紧要的是与民休息,所以道家之学兴盛一时。

帝王表饰经术,以利禄为诱饵,儒生便把经学看作进身之阶,两汉经学的发达,这方面的因素无法否认。

董仲舒的儒学不纯,突出表现在援用阴阳五行说。

汉代到武帝时,政治稳定、经济富足,使得董仲舒这一班儒生很容易把稳定现有社会秩序看作为经世致用的前提,内里不能不包含有“进身之阶”的私利意图。所以他就提出要以思想上的“大一统”来辉映政治“大一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后来儒学的发展不期然地朝着这一方向走去,原因也在于儒者日益官方化,致使儒家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日浓。

经学地位的上升,差不多是与汉王朝的衰微同步的。

经学地位的上升,还与以治经学为职业的博士渐渐成为一种社会势力有关。

经今古文之争。

不论今古文经学,都有一个逐渐演变成儒生名利之途的流弊。不顾义利,支离破裂,专求闻见之博,纠缠于琐屑饾饤的争论。经学就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了无关系,除了装饰门面外,还成了有闲阶级眩耀的资本。东汉世族中相当多的人就是靠经学作门第的招牌。真正传道、担当道义的儒生有,但很少。

 

二、司马迁“史家绝唱”

西汉文化中最有时代特色,且为后世称道的是赋和散文。以无韵的赋、优美的散文而为史书者,则是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绝唱。

司马迁虽然并不以为自己是一个纯儒,他对道家的思想也非常服膺。但在作《史记》时却以孔子修订《春秋》的大义为榜样。他表现出中国史学中最有价值的传统,便是史家不纯粹是记录“实然”的,必须凭着史家的良知,发挥“应然”的理想。他表现得非常理智和冷峻。他完全蔑视那种悠悠命运之说。还专立《陈涉世家》,为后代正史所不敢效法,《汉书》亦不免。在《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并把汉的成功归于陈涉首义,这都是从尊重历史真实的高度,坚持史家必须说真话,切不能曲学阿世,为趋附当势者而扭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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