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一切知识增长的本来面目：我们永远只可能从局部地、片面地学习与改变开始，而不可能先对事物产生系统地、全面地认识。
早晨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在方法论上高屋建瓴，沾沾自喜，下午就成了旧境徘徊、无路可出，晚上却突然豁然开朗，这真是“一天革了两次命”了！
我能够认识到这一步，实在要感谢孔繁刚先生在一路上不耐其繁的悉心点拨与指导。我一直都很幸运，无论是在求学还是工作以后，我总会遇到明师能够不嫌我的鄙陋、疏懒与固执，由我任性的闯荡，却又并不弃我而去，当我回头的时候，他们便又微笑着领着我在史学与史学教育的路上前行。念及此处，真是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
但是， 如果把“过程与方法”中的“方法”理解为“以特定史学观点去理解历史的方法”的话，“过程”又当如何理解呢？
记得以前读一位先生回忆青年时代的文章里说：我们给学生讲周口店北京人，有学生问：怎么样知道这种北京人的生活的呢？我们恍然大悟，这就是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啊。
难道方法不是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途径吗？我又觉得自己的理解和这位先生的理解大相径庭。
更让我觉得苦闷的是：作为方法的史观和“过程”又有什么关系呢？
转念一想：方法的确不是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途径，恰恰是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之后的一个结果，在过程之后，我们获得一个结果（方法），以这个结果为起点，正可以使我去理解更多的历史。所以，方法不仅仅是结果，而且是起点。而过程才是那个途径。
史观不可能凭空地建立，必须是通过铺陈史实、逻辑推导、建立标准这样一系列的过程才能够建立的。
孔繁刚先生在西安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不能在概念中知道历史，我们必须从过程中感受历史。呵呵，原来答案孔先生早就告诉我了，恕我鲁钝，这么久才意识到。
中学历史究竟不是学术的专门研究，学生并不需要达到我曾经设想的那样的程度，从学生终身学习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讲，能够使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获得与处理史料的方法、表达史观的方法就可以了。
而我对“过程与方法”的核心思考也终于可以告一段落：通过特定的教师或者师生共同参与的铺陈史料、逻辑推导与建立评价标准的过程，使学生在不同阶段时在不同层面上掌握以特定史观理解历史的方法。
当另作文回答的两个问题是：
在西安作交流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也就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与近代化观点相比，毛泽东—胡绳体系的近代史观点难道不也是一种观点吗？
如果我们不评判出观点的优劣，而取其中一种，岂不是又变成了“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