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性学习案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学生论文］

由鲁迅文章看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段建峰　沈秀华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为以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道路。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失败了。鲁迅先生作为作为一代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他用那职业文学家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和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状况，有关文章节选在高中语文课本上的有《药》、《祝福》、《阿Q正传》等，同学们非常熟悉。我们不妨站在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些文章，从中总结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首先，由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原意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也不能彻底地摧毁封建势力，从而使一部分人投机革命，从内部破坏革命。

　　如在《祝福》中，首先写祝福的情景，最后总结性地写到“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亦如此。”这段话显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并未发生什么新的变化：阶级关系照旧，风俗习惯依旧，人们的思想意识陈旧。一句话，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村的统治依旧。再如《阿Q正传》中《不准革命》部分开头就这样写道：“未庄人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人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一段内容，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地摧毁封建势力，许多人摇身一变，由封建官僚变成了革命的有功之臣。类似的还有，如《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他是地主钱太爷的大儿子，因为留学东洋，回来之后，脑后装起假辫子，手里拿着“哭丧棒”，人们便视他为“假洋鬼子”，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混血儿。他依仗着地主阶级的权势和买办阶级的本领，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当辛亥革命的浪潮波及未庄时，他觉得有机可乘，立即见风使舵，投机革命，居然成了未庄第一号“革命人物”。他与“素不相能”的赵秀才沆瀣一气，结成反动联盟，打着“咸与维新”的旗号，到静修庵去打碎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随着抢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便算完成了“革命”的大业，俨然成了真正的革命党。后来，又到城里拉关系买来自由党的银桃子（徽章）。于是撒谎吹牛，甚至厚颜无耻地与黎元洪称兄道弟，以“革命元老”自居，借此抬高自己，篡夺革命权利。这些事例，一再暴露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许多人投机革命，由封建的官僚变成了革命的“有功”之臣。这些人混进革命党内部，从内部破坏革命，出卖革命，这注定了革命失败的命运。

　　其次，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和妥协性，始终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斗争，使自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同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是革命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一点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也有很多体现。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描写了阿Q这样一个典型的农村人物。他生活在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所统治的未庄，生活极为贫苦。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因袭着许多封建思想意识，以为“革命党就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痛绝”。在未庄，他经常处于屈辱和失败当中，由于他阶级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低下，由于他对地主阶级和那个黑暗社会的痛恨，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例如在辛亥革命波及未庄以后，他凭直觉意识到这一场革命对他这样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是有利的，不禁心向往之。于是决定“投降”革命党，勇敢地喊出“造反”的口号，他对革命的解释：第一是报私仇，第二是拿东西。阿Q的这种革命观，反映了他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反映了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的许多合理的要求，说明他是真心实意地欢迎革命向往革命的。但是，由于他对革命一无所知，由于他所受封建思想毒害极深，所以他的革命要求中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竟然投靠假洋鬼子去寻求参加革命党的阶梯。

　　阿Q参加革命的的全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同农民的关系：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这样的农民虽有自发革命的要求，也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投机革命，这可以看出革命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革命之前所造的舆论（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及共和国思想），农民阶级仍是一无所知。因此，在以后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得不到农民阶级的支持，革命的果实被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存自己实力的地主阶级所窃取。

　　《药》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夏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明确认识，对革命矢志不渝、毫不动摇。但他的革命主张不为群众所理解；他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他的牺牲也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他讲革命道理人们感到气愤；他挨牢头毒打，人们幸灾乐祸；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了”；他被封建王朝杀害，人们“潮一般地”去看热闹；甚至他母亲对他的英勇献身，也不以为荣，反而感到“羞愧”。更可悲的是他为革命所喷洒的热血，竟成了贫农华老栓儿子治病的“良药”。夏瑜的死是悲凉的、寂寞的，从他身上不难看出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弱点，没有唤起民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鲁迅先生以“药”为主题，具有深刻的含义：愚昧的群众享有的革命者的鲜血，不是医治痛苦的良药；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革命，不是疗救中国社会的良药。要医疗群众的痛苦，疗救中国社会，必须启发群众觉悟，动员群众起来革命，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剂良药。

　　总之，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很不彻底的革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更不愿更不可能彻底地推翻封建势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革命政权，而且没有根本打碎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也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虽然在他们的纲领中也曾经提出过“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却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不敢以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去唤起民众，组织和吸收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来参加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农村依然如故，封建势力不仅没有受到打击，反而利用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纷纷投机革命，抢夺和把持了各级政权，反过来镇压和屠杀革命者。这必然导致革命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