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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专家sohu网正说明朝16帝

时间:2009-10-18 17:55:32  来源:陈时龙、…
 

《正说明朝十六帝》作者陈时龙、许文继访谈  
 
 
    本次访谈由林苏主持。

  《正说明朝十六帝》作者陈时龙 许文继介绍:

  陈时龙:江西永新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从事明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许文继: 辽宁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目前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从事徽学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林苏: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正说明朝十六帝》的两位作者许文继、陈时龙,跟大家交流。

  许文继、陈时龙:大家好。

  林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当过放牛娃,甚至是乞丐,他是如何从草莽中成长为一代君王的呢?

  许文继:朱元璋出身佃农家庭,是中国开国皇帝里面出身最为卑微的一个皇帝。他能够在群雄争霸的时代脱颖而出,成为开国之君,有很多因素。首先他本人有着非常卓越的个人才能。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后来参加起义军,得到郭子兴的赏识,把女儿也嫁给他了,说明他的才能还是非常卓越的,出类拔萃的。在当时群雄并起的年代里,有各个山头,之间相互内斗。有一次郭子兴被别人抓了,朱元璋挺身而出,把郭子兴解救出来,可见他当时的机智和果断。其次,他这个人非常善于学习,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很注意吸收以前的经验。当时,他有一个谋士,叫朱升,给他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策略。朱元璋马上实行,显示了他的战略性眼光。果然,那些抢先称王称帝的割据首领纷纷落败,只有朱元璋笑在最后,取得胜利。这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林苏:有什么人格魅力,能够吸引一大帮仁人义士为他效力呢?

  许文继:这就是朱元璋第三个特点,他非常能够知人善用。

  陈时龙:他有很大的人格魅力。礼贤下士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史料记载,朱元璋每打下一个地方,就必定要搜寻当地的名儒,把他弄过来为自己效力。那时候还没有开国,对待前朝留下的文人是非常礼遇的,这是他性格之中非常让文人接受的一点。事实上,他也认清了读书人对他的事业的帮助。至于后来立国之后对待功臣(功臣里包括文臣武将)态度的改变,是可以理解的。他认识到了读书人的作用,但他取得帝位后,就很注意防止读书人蛊惑手下将领。他对武将跟读书人之间的交往是很忌讳的。这跟宋太祖以武将起家,开国后必定要解除武将兵权的道理是一样的。再者,中国向来有一句俗语,叫“一阔脸就变”。地位改变了,整个人都有可能跟着变。这在生活里也是经常遇到的情况,不足为怪。

  

 

      陈时龙:但是,即使是这样,朱元璋也还有他可爱的地方。他有一个谋士叫田兴,可能跟他拜过把子,是好兄弟。他称帝后,田兴很明智,立马跑到江北打猎去了,其实是归隐。可在南京的朱元璋很想他,两次派人去请他出山,但他就不肯。最后,朱元璋自己写了一封信给他,历数当日情谊。最后写到,我只想请你来叙叙旧,保证不谈国事。你我兄弟一场,就好比我有亲生兄弟,不能因为我作了皇帝,就不是兄弟了。兄长几次邀请不来,让我很是惭愧啊。他在信里这样写:“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并非一做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元璋也。本来我有兄弟,并非做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弟兄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弟兄之情,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这封信非常口语化,活泼可读,饱含感情。据说田兴后来就以平民的身份见了朱元璋,二人相见甚欢,朱元璋也不强迫田兴做官,田兴也不准朱元璋谈国事。在南京住了一年多,田兴病故。

 
  林苏:朱元璋开国是因为有一大帮功臣,最终立国以后大肆屠戮功臣,这也是历史罕见的,为什么这么做?

 


  许文继:应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这些功臣在建国之后的确也做了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居高自傲,比如像蓝玉,在家里养了很多家仆,在当地霸占田庄,朱元璋派人去查,蓝玉很生气,要打朱元璋派去的人,气焰嚣张。蓝玉自己还利用征战的机会,藏匿大量的驼马、珠宝。功臣有居功自傲的想法和行动,必须要解决。再者从权力原则上讲,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要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保证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原来很多是老乡或者是一起长大的伙伴,朱元璋当皇帝之后,就必须要建立严格的制度来保证皇权的稳固,所以剥夺这些功臣的权力是必然的事情,只不过他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目标。

  许文继:中国古代历史上,君臣可以共患难、难于共安乐的史实很多,也经常性地发生屠杀功臣的事件。最早杀功臣可能发生在先秦时期吴越争霸的过程中,越王勾践复仇胜利后,杀了功臣文种,另一功臣范蠡逃走了,才得以幸免。汉初对待功臣,也是采取了一一翦除的政策。只有宋太祖比较温和一点,杯酒释兵权。如何对待功臣,可能跟君主个人的性格、心理以及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关系。

  陈时龙:朱元璋从底层出身,取得皇帝宝座后,就必须要确立君臣之间的一个界限。汉高祖刘邦也是草莽出身,当了皇帝后,以前的那帮兄弟仍在朝廷上大呼小叫,不成体统。后来叔孙通制定了一套朝廷礼仪,群臣拜服皇帝,刘邦才兴高采烈地说:“今日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啊。”朱元璋所面临的处境跟刘邦差不多,甚至比刘邦还要困难,毕竟刘邦好歹是个亭长,而朱元璋则是彻底的贫农。朱元璋初起时,有一个大将叫邵荣,很会作战,其地位仅次于朱元璋,因谋叛而被朱元璋杀掉。明末史学家谈迁就谈到,那时朱元璋跟众将之间君臣名分尚未确定,邵荣事件能不能叫作叛乱都成问题。最近有李新峰先生研究认为,邵荣被杀很可能是朱元璋为加强自己的领导权而进行清洗的结果。当时君臣礼仪未分的时候,朱元璋就已经有为了保障权力而清洗内部的行为,立国后,这种意识难免要加强。从这个角度讲,明初的杀功臣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许文继:最开始朱元璋对功臣还是采取很优厚的待遇来对待他们,他可能希望能够君臣相安无事。但后来还是做不到,既是出于政治上保障皇权的考虑,也是这些功臣自己本身有一些原因,而造成了后面屠杀功臣的结果。

  陈时龙:如果规规矩矩回家养老,可能就绝对没有问题。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儒士朱升,他在朱元璋称帝后竭力要求退休回家,洪武三年寿终正寝;还有一个是武将汤和,汤和是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同乡伙伴,为人谨慎机智,知道皇帝的心病,自请还乡养老,晚年得了中风,也得以善终。

  林苏:《倚天屠龙记》里面屡次提到明教,这个跟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有没有联系?

  陈时龙: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跟明教是有联系的。明教出自波斯的摩尼教,其主要教义是世界上存在黑暗与光明两种势力,互相争斗,但最终代表正义的光明势力获胜,宣传明王出世,人民的好日子就会到来。自唐末五代以来,数百年间,明王出世的预言在民间广泛传播。明教逐渐融入到民间的各种秘密宗教中。当时元末农民起义很多是以宗教为依托的,例如白莲教徒韩山童就是自称明王起义,被捕牺牲后他的儿子韩林儿被刘福通等人所拥立,号小明王。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就有继承原先起义军的意思,表明他是继承了明教徒起义的遗产。再者,也是宣告他才是真正的明王。有人认为韩林儿的小明王之号中的“小”是朱元璋后来强加的,有贬低的意味。大明正是跟小明相对,朱元璋是要老百姓安心在大明的统治下生活。

  陈时龙:另外,大明这个国号还可以从儒家的角度来解释,顺应了参加朱元璋政权的地主知识分子的愿望。明是光明,就是火,分开是日、月两个字。古代就有名叫“大明”的祭祀,也有对日、月的祭祀。这些祭祀在儒生这一系统中都有特别的意义。而明朝兴起于南方,南方属火,尚赤色,元朝源自北方,属水,尚黑色,以火制水,恰似大明代元。所以“大明”这个词在儒生眼中也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易于为他们接受。可以看出,朱元璋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迎合了社会上高层与基层的两方面的愿望,真的是非常巧妙。已故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对大明国号有相关的研究论文可以参看。

  林苏:明朝政治制度上有一个重大的制度废除宰相,对后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许文继: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一直在加剧,相权逐渐在削弱,趋势是一直在减弱的。但在元朝时,相权是很强大的,就是宰相主持的中书省在相当程度上掌控了政局。朱元璋认为元朝的中书省权力太大了,有把皇权架空的危险,甚至可以威胁到皇帝的生命。作为能力非常突出的皇帝,他势必加强集权,于是相权成为皇权最为重要的一种阻碍。所以朱元璋必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没有胡惟庸案,那么也可能产生别的一个什么案件,朱元璋利用这个机会来废除宰相。

 

  陈时龙:中国历代从秦朝设立宰相之后,一直有宰相位置的,是用来帮助皇帝处理政事的职位。明朝废除宰相,对后世来说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朱元璋本人来说可能是影响不大,因为朱元璋本身是雄才大略,有本事干很多事。对于他的子孙来说,从小生长在深宫大院里面的皇子皇孙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处理那么多政事。这就造成一个问题,既然皇帝本身没有精力来处理,谁来帮助他处理?后来出现一个内阁。开始是品级比较低的读书人来帮助皇帝处理政事,相当于现在的秘书。慢慢地,这些人的品级也开始提升,有了内阁大学士。随着皇帝逐渐将更多的权力、更多的政事交给内阁大学士来处理,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地位慢慢抬高了,基本形成明代比较独特的内阁辅政的局面。实际上,皇帝跟阁臣之间的隔阂始终存在,皇帝就很容易信任身边的宦官,继而造成宦官擅权的形势。

  陈时龙:阁臣毕竟不是法定的宰相,所以也出现问题。内阁辅政有其实而无其名,没有宰相的名号,但要负宰相的责任,这也是造成明末时党争不断的一个根源。阁臣经常被一些级别更低的官员弹劾。你在政治上插手过多的话,很容易被指责为弄权,而这是不符合明太祖的规定的。但是,如果你不做事的话,则又容易被批评为尸位素餐。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阁臣恰恰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这种处境是很不讨好的。而且,一切都必须倚靠皇帝来做决断,而如果皇帝不管事的话,那么政府就没有一个可以做出决断的权威,这很容易就会造成纷争。事实上,明朝晚期的政局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惯性运作的状态。一旦发生什么危机,那么这种惯性就会被打破,而王朝的灭亡就会为期不远了。

  许文继:明朝的集权超过历代。皇帝集权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还没有到巅峰。皇权专制制度达到巅峰时期是在清朝。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也有内阁。但清朝的内阁是根本没有权力的,纯粹是一个文书机构。清代的皇帝有另外的机构或手段帮助处理政事,比如南书房、军机处,还有密折制度。

  许文继:始终以一个人的大脑来治理庞大的帝国,肯定是难以为继的。何况,很多时候这个大脑是耗在声色犬马里面去呢。对于废除宰相的影响,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有一句名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这其实也很适合清朝的情形。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认为,天子是家天下,是传子,而天子之子不一定都是很贤能,而这就要靠宰相来弥补了,因为宰相不是传子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传贤的。宰相一罢,一旦天子不贤,那么就根本没有办法补救统治的不足了。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宰相是朝廷百官的首领,是一个集体权力的代表,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皇帝足以危害整个王朝统治的个人意志。一旦废除宰相,就再也没有哪个官员能够与皇权稍稍抗衡了,因为全部官员都成了君主的奴仆。

 


  林苏:有很多匪夷所思的酷刑从明太祖就开始了。请介绍一下酷刑对吏治有什么影响?

  许文继:明太祖的酷刑在短时间内是有效果的。方孝孺曾记载,太祖朝的官吏即使远在万里之外的穷山绝塞之地,也都胆战心惊,不敢为非作歹;只要做了一点违法乱纪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判罪。《明史》也记载,太祖实行重典,地方官畏法,都清廉爱民,吏治一改元朝时期的腐败局面,欣欣向荣;加之后来仁宣时期的励精图治,这个效果一直延续到明代中叶,百姓们的生活都很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史·循吏传》中,只有五个人是嘉靖以后的人,也就是说,明代前期的循吏占了绝大多数。这也可以说明明代前期吏治的良好状况。

  许文继:但是,即使是在太祖时期,也不乏犯法害民的官吏。明太祖就曾经哀叹:“早上刚杀了一批,晚上又有一批进了监狱。为什么这些人不怕死?”重典治贪,而贪不止,这就是明太祖所面临的处境。太祖时代的官吏,很少有能够做到三年任满的。有一名叫祝彦芳的官吏,连任十五年,最后体面退休,这被当成了一件极其稀有的事,方孝孺郑重其事将此写进文章。明太祖酷刑治贪的经验与教训是值得后人总结的。


      林苏:史学家孟森说东厂和西厂是明代独有之弊政,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明代的特务机构?

  陈时龙:明朝的特务机构是比较发达的。不是说明朝之前的历朝历代都不实行特务统治。明代以前也是有的,尤其对军队的控制上,例如宋代就有专门刺探军情的特务,协助皇帝了解边地的将领做些什么事情。


       当然,特务的组织化以及组织的严密化,是发生在明代。这也算是空前的举动。比如说最典型的明朝特务机构——锦衣卫,是从明朝建国初期一直到明末一直延续的特务机构,实际兼有特务机构和皇帝贴身护卫的功能。当然锦衣卫还有一个职能,直接为皇帝办案,它的监狱叫诏狱。

  陈时龙:除了锦衣卫,明朝还先后出现过三个比较独立的特务组织,一个是东厂,一个是西厂,一个是内行厂。东厂的设立年间是在永乐皇帝的时候,从永乐一直到明亡,这段时间东厂一直保留着,首领一般是太监。西厂是在明朝宪宗时期成立的,内行厂是在武宗朝设立的,都是宦官做首领。既然都是由太监做首领,为什么先后出现过那么多特务机构?这个可以说明第一点,即明代太监的权力实在太大了。第二点,太监完全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设立特务机构。比如西厂的设置跟太监汪直有关。他需要一个直接听命于他的特务机构,他就设立了直接指挥的西厂。他属于特别有技巧的太监,能够走街串巷,能够到处刺探小道消息,很受到宪宗的赏识。于是就在东厂之外再搞一个西厂。这是他的个人需要。又比如刘瑾,他在东厂西厂之外搞了一个内行厂。在刘瑾设立内行厂之后,东厂、西厂都听命于内行厂,受内行厂的侦查。这说明明代的特务政治,一方面是皇帝专权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宦官弄权的结果。

 

  林苏:明代的宦官专权的现象是中国古代史上历朝历代最严重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

  陈时龙:明朝的宦官专权是比较严重,但是需要有一个跟前朝的比较。汉朝跟唐朝的宦官专权达到什么程度?可以把皇帝干了。汉唐的宦官可以把皇帝换了,但是明代的宦官完全听命于皇帝,皇帝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宦官的命运,无论他是一个多有权势的太监。像魏忠贤达到权力最大的时候,从内阁大学士到各部官员中,起码一半以上是他的亲信,包括外面的总督、巡抚这些高级官僚,很多都是他也就是所谓阉党的分子。后来崇祯皇帝继位之后,一方面对魏忠贤安抚,一方面做除去魏忠贤的布置。后来官员弹劾魏忠贤,说他有多少罪证,皇帝一道上谕就可以把魏忠贤当时提督东厂的职位去了。这个职位一去,魏忠贤就成了拔了毛的鸡了,再也搞不出花样来,因为他失去皇权的宠信了。只要皇帝不喜欢他,就可以把他废掉。魏忠贤最后只好自杀。明代只有一个宦官曹吉祥参与了宫廷政变,即拥戴英宗复辟。但曹吉祥也只是这次政变的一个分子而已,还有其他人,如武将石亨、文臣徐有贞等人。所以这次政变不能算作宦官操纵皇帝的例子。如果有这样一个比较的话,那么明朝宦官专权的程度也许还没有那么严重。明代宦官是在皇权的可控范围内的,不足以危害到皇权。至于宦官在皇帝的支持或者默许下在政坛上、社会生活中兴风作浪,这在历朝历代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林苏:明代有16位皇帝,但明代皇帝陵墓只有14座,就是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这是为什么?

 


  许文继:一个是建文帝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另外一个就是景帝陵,在北京的西山。景帝比较特殊一点。他的哥哥英宗在土木之变的时候被俘获,这种情况下他被拥立为帝。后来蒙古人看到英宗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之后,把英宗送回明朝,景帝尊他为太上皇,让他住在南宫里面。后来到了景帝八年,景帝病重,大臣拥护太上皇复辟,又夺回了皇位。过了不久,景帝就死掉了。原来在天寿山修了陵墓,但被毁掉了,后来在这个地方修了明光宗的庆陵。

  林苏:那一个没有陵墓的建文帝,后来去了哪里?

  许文继:这是千古之谜。当时清朝修命史的时候,一种意见认为是烧死掉了,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是逃走了,他们当时也不能肯定。后来有很多传闻说建文帝剃度成僧,有人说逃到福建、云南、广州,还有人说住在南京附近。这些说法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还有传闻说有人见到他当时做的一些诗,又在哪个小径上看到建文帝,但都缺乏证据。靖难之变时,他死没死?如果没死,又逃到哪里去,结果什么样?这都是千古之谜。

 

  林苏:今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郑和下西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事情之一,能否给大家讲讲?

  许文继:郑和下西洋可能的一个目的,也许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同时明成租在国内也派了自己信任的大臣到全国各地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壮举,当时从航海规模、航海里程来说,所达到的高度是当时世界上处于最为领先的,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林苏:明孝宗一生只有一个皇后,没有其它的嫔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这很奇怪。为什么?

  陈时龙:原因大概有两三个,第一个因素是他童年经历的影响。明孝宗本人是一个宫女生的,她母亲的身份非常卑微。他母亲生下他来,他一直到六岁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一直被藏起来,从他的童年经历来看,他的母亲属于后宫嫔妃有着悲剧后果色彩的那种,他能体会到一个皇帝有那么多嫔妃,会存在很多的问题,明孝宗终生只有一个张皇后,可能受他童年这种经历的影响,而且童年的影响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他母亲在把他交出来之后,很快就被毒死了,非正常死亡。

  陈时龙:第二点是谢迁上疏的影响。明孝宗登基之后曾经有广纳嫔妃的想法。从皇帝要生更多子孙的角度考虑,从延续皇权正统的考虑,很多大臣也建议他广纳嫔妃,但是提的时间不对,当时还是在为父亲守孝期间。一个著名的大臣谢迁表示反对,老皇帝还刚下葬不久,这边就广纳嫔妃,从儒家道德来说是不大孝的行为,当时孝宗就接受这个意见,没有纳妃。接下来可不可以再纳?应该是可以的,但问题就出在第三点原因,就是他的皇后特别厉害。张皇后是一个非常比较骄横跋扈的皇后,起码她能够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控制住孝宗皇帝。所以孝宗皇帝只有她一个皇后。她生了两个儿子,死了一个,活了一个,就是后来的武宗皇帝。

  陈时龙:明朝人从儒家道德来评价孝宗皇帝,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贤明的皇帝,非常合乎儒家的标准。可惜,他后代不多,只有一个儿子,而且甚至后来孙子也没了。有人传言,孝宗皇帝下葬的地方,也就是后来孝宗的陵墓,选的地方不对,那个地段显得非常闭塞,比较窄,中间还有小溪流出来,用风水的话来说那条小溪流把皇气给流出去了,所以武宗后来没有子孙。这是一种迷信,但也可见人们对孝宗的推崇和惋惜之情。

 

 

       林苏:孝宗单传,武宗没有儿子,世宗以藩王入继,乃至引起明代中期的“大礼议”这一重大政治事件,这是怎么回事?

 


  陈时龙:武宗快死的时候,那些大臣们以及武宗的母亲孝宗张皇后当时商量选谁继任的事情。按皇位继承的顺序,当时落到远在今天湖北钟祥县的一个藩王世子,也就是后来的世宗皇帝。世宗皇帝是明朝非常有个性的皇帝,看明代嘉靖皇帝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从嘉靖皇帝的故事里读出一点东西来。一个人面对暴富暴贵的时候,该如何把握?嘉靖皇帝就是一个非常快速堕落的典型,登基一年之内立刻就迷信道教、沉迷于女色,后来干的坏事继位不到一年就看出苗头来了。

  陈时龙:他的继位最大的影响是大礼议,就是确定谁是皇帝的父亲。按理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清楚,他的父亲就是当初在湖北的一个亲王。但是,因为入继大统,那么应该是从孝宗到武宗一系下来的人,继统之后必须继嗣。当时大臣们提出的建议,是把孝宗认作父亲,自己的亲生父亲叫做皇叔父。他就不干了,他提出第一个理由是,我如果把我的亲生父亲叫做皇叔父的话,不久把我的亲生母亲接过来,不就是皇叔母了吗?即使我同意,我母亲肯定也不行。当时对于那个建议,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帝的母亲反应都非常强烈,甚至声称宁可不做这个皇帝,还是回藩王府去。这一招逼得大臣们骑虎难下,只好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措施,以孝宗为父,以亲生父亲为本生父。当时皇帝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也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些官员,尤其一些低下层的官员提出自己的意见,你认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父,其实你还是把自己的父亲那支撇开了。这些官员这么说是有自己的考虑。很显然,虽然这要冒很多风险,但毕竟跟皇帝套了近乎。最后,皇帝也乐意在这些人中找到支持者,花了几年时间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父亲也称帝、入太庙。这就意味着他的皇位是得自他的父亲那一支,而不是来自孝宗武宗一系。这其实是争名,名正而言就顺,也就是为他的皇权争取合法地位和权威地位。现实皇权的力量毕竟是实在的,最后政治上的吃香者就是支持嘉靖皇帝议礼的那拨人。整个大礼议实际上也开启了明代后期党争的闸门。

  林苏:崇祯皇帝也是励精图治过,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他不是亡国之君,可是最终明朝江山偏偏断送于思宗之手。为何他不是亡国之君,却铸成了亡国的悲剧呢?

  陈时龙:从崇祯的性格来说,他非常勤政,不近女色,有进取心,这在明朝皇帝中间来说是不错的。但他的性格也有另外一面,他多疑,对待大臣要求非常苛刻,从这一点来说他又是一个亡国之君。他希望所有的事情很快按照他的意志执行,但是他对大臣的态度往往使大臣们不敢去办事情。这是从他性格方面来说。他在性格上的缺陷,必然造成他后来的亡国命运。“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可以鲜明地体现在他身上。作为一名领袖,尤其是面临内外危机压迫的领袖来说,该如何作为?崇祯皇帝的悲剧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从这方面来说,崇祯是不值得同情的。

  陈时龙: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来说,他也必然是一个亡国之君,从万历朝,从崇祯皇帝的爷爷神宗开始,神宗几十年不上朝,政治已经无法做了,大臣们相互之间党争。1619年满洲军队跟明朝军队在萨尔浒打了一战,此后双方军事上的实力对比是后金强,明朝弱。

  许文继:此前前是明朝攻后金守,后来是明朝守后金攻,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态势。崇祯是竭力想改变这种态势,但实际上已经无力回天。时代给了他亡国之君的角色。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令人同情的。

 

  林苏:袁崇焕是明末有名的抗清将领,但后来他被崇祯杀了,您怎么看待袁崇焕之死?

  陈时龙:应该说,袁崇焕是明代最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之一,当然还有熊廷弼、孙承宗,他们都是非常有军事才能的将领,应该是明朝抵抗后金(清)的中流砥柱,但非常可惜的是,明王朝没有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袁崇焕在宁远一战打出了威风。这一战之前明朝军队根本不敢跟后金军队打,这一战之后明朝军队还想跟后金打一打;袁崇焕之前无人敢言和战,能够讨论跟后金打一打是袁崇焕之后才有的事。

  陈时龙:袁崇焕又是一个比较自负的人,他考中进士后,两三年内就从文职改为军职,而且干得成绩很不错,他自己也“以边才自许”。崇祯皇帝继位的时候,对他非常信任。当时的信任程度,皇帝把他派到山海关以外去的时候,赐给他尚方宝剑,同时把辽东满桂、王之臣的两把尚方宝剑给没收了。这是崇祯元年时的事情,这时候他的地位达到巅峰,但第二年年底就被皇帝解除了兵权,下狱。从达到巅峰到扔进诏狱里面去,也就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崇祯三年,崇祯就把他杀了。

  陈时龙:他的死有几方面的原因。皇太极的反间计只是一个外因。如果没有内因的话,那么这个外因就可能不起作用。内因就是指明朝这一边的因素,跟明末的形势、跟崇祯皇帝和袁崇焕个人都有关系。大致说来,可以这么分析。第一,他夸下一个五年平下后金的海口,但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当时的辽东形势已经非常紧急,凭袁崇焕个人之力是很难解决的。袁崇焕后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策,便在各方面提出条件,要求朝廷的支持。但皇帝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何况又是崇祯这么一个急躁的毛头小伙子,很快袁崇焕就会发现皇帝对他渐有厌烦之心。第二,他在外杀了同样拥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属于先斩后奏。当时崇祯皇帝听说他杀了毛文龙的反应是“意殊骇”,就是非常吃惊、害怕。但是想想人已经杀了,日后还得靠袁崇焕,只有勉强下旨说毛文龙是有罪的,你应该杀。但是我们想想那种心态的变化,皇帝对于袁崇焕擅杀的行为肯定是心中有怨言的,而且也是感到可怕的。第三,后金的军队越过袁崇焕的防线,进逼京城,袁崇焕在山海关以外设的重防全部失效。作为皇帝非常器重的大臣,你没有防住后金军队,让它直逼京城,这肯定是一个大错,而且是要命的错误。第四,袁崇焕回救京城的时候,不是在路上堵截后金军,而是直接奔往京城。袁崇焕的想法是先保卫京城,然后在京城外面堵截后金军队。当时就有人说了,你应该在外面先堵住后金军队,别退得太快。但袁崇焕保护皇帝的想法太急切,而且认为后金军队突破的防区是别人的防区,而自己一听到消息就赶紧千里回救,不会有罪,反而有功。但是,结果却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样。后金军队进逼京城,在皇帝和京城里的百姓看来,他袁崇焕就是没有尽到责任。何况,京城百姓长期生活在歌舞升平之中,一下子遭遇如此变故,心态难免失常。当时就有谣言说后金军队是袁崇焕引来的,所以他不打后金军而直接奔京城。这就为皇太极实施反间计作了一个铺垫。果不其然,反间计很成功。当时有一句话说,皇帝可以相信钱龙锡(内阁大学士)不敢造反,但不敢相信袁崇焕不勾结外敌,这就很没办法了。他引起一个多疑皇帝的疑心,他的下场很悲惨。

  陈时龙:相比较崇祯的悲剧而言,袁崇焕的经历更具悲剧色彩。这样一个有可能挽狂澜于既倒的爱国将领,最后不是死在战场上,反而死在自己所支持的朝廷之手,而且当日他所保卫的百姓们无不对他切齿痛恨。听说阎崇年先生有一本《袁崇焕传》近日在中华书局出版,他是袁崇焕研究专家,想必书中有更详细的论述,大家可以参看。

 

  林苏:明朝出现二拍三言、《金瓶梅》这样的书,有人认为跟明朝皇帝的荒淫有关系。是这样的吗?

  陈时龙:跟当时皇帝的后宫淫乱没有太大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皇室淫乱的史实是不绝于书的,不仅仅突出表现在明代。《金瓶梅》的出现,它最大的背景是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的兴起。那时明朝商品经济繁荣,形成一批有钱的、居住在城市里的消费群,他们的欣赏趣味相对比较市民化。市民有市民的欣赏趣味,在《金瓶梅》那个年代,那种黄色小说、春宫图是非常泛滥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有一个学者叫张履祥,他曾经在湖边行走,就有一个书生叫他,然后给他一本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淫荡的小说让他买,张履祥没有买。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也有很多,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跟王世贞有关系,说是王世贞用来讽刺明代奸臣严嵩之子严世蕃的,严世蕃号东楼,所以小说里面出现西门。这是专门研究明代小说的学者钻研非常深的问题,但是起码有一点来说是肯定的。这就是,《金瓶梅》在明代中后期的流行肯定受商品经济以及出版事业的发达等等因素刺激起来的。商品经济的流行、市民欣赏趣味的取向,都是使《金瓶梅》成为明代中后期一本畅销书的原因。

  林苏:如何评价张居正的历史地位?

  许文继: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改革家,有非常重要的作为。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明朝已经出现了衰败的趋向,当时田赋不够国家的开销,皇室生活非常糜烂,皇帝和藩王四处兼并土地,弄得民不聊生。一些官僚地主阶层用一些方法逃避国家的税收,造成国家收入的锐减。官场上也是弊病丛生。面对这种情况,张居正之前的几位首辅也采取了措施,但是没有非常大的动作,没有实质性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这个能力。张居正本身个人能力非常出众。他以首辅的身份来推行改革,而万历皇帝当时很小,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背景,才便于他推行改革。

  许文继:他首先从吏治下手,强化吏治,使国家的机构能够非常高效运转起来。之后进行全国土地的丈量,确保国家财政收入。他去世的时候只有58岁,他没有选择好自己的继承人,生前没有有意识来培养一个能够接他班的人。这就造成在他抱病身亡之后,没有一个德高望重、能够深得人心的人继续他的事业。同时他的改革触动了当时官僚的一些利益,树敌太多。他之后的两任首辅,他没有看准,这两个人有点表里不一,表面上对张居正很谄媚,但心里是反对这样一种改革的。在张居正去世后不久,他们俩先后把张居正一些改革措施给废除了,这就造成明朝刚刚出现一种强盛的趋势之后,又马上回到原来的轨道,改革成果消失殆尽。过了十几年之后,朝中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取消张居正改革措施之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有一个官员被张居正打残了腿,当时非常恨张居正,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张居正的改革有利于国家发展,后来又竭力主张为他平反。

  陈时龙:张居正政治上非常短命,没有延续下去。在政治上的改革完全是靠个人权力直接推行,政治上树敌太多,但他在财政上的措施影响非常深远。后来的明朝人评价他是“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说的就是他对于国家的功劳日久就会被人们认识到的。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其中,张居正改革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林苏:感谢两位老师作客搜狐。还有什么话跟网友们说吗?

  陈时龙:大家经常看影视剧,可能都知道皇帝圣旨的开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但你知道这是从哪来的吗?就是从明朝,从朱元璋开国的时候定下的规矩。元朝圣旨的开头不是这样的,而是“上天眷命,皇帝圣旨”,而在此之前的皇帝圣旨是没有这种固定套语开头的。这个小例子说明在当今社会生活中都可能看到明代的影响。学过政治史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制度上,清朝是继承明朝的,也就是说清朝照搬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当然,也有自己的补充)。那么,明朝的制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现在都对汉、唐、宋比较推崇,其实朱元璋在立国的时候,制定了大量的制度规章,他的依据就是唐宋的制度。因为那时他是推翻元朝而立国的,需要破除胡人习俗,尽可能地消除看来偏离儒家文化的做法,所以他要回到唐、宋去。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个延续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有这个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去认识历史,其实也是更好认识我们今天的生活与社会。

  许文继:明代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时期。希望大家能够对它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讲得不对的地方,也恳请朋友们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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