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王彬彬这本以个人喜恶为基础的《文坛三户》的书上来，将喜恶放在选择论述本体的首要指标上，首先就会产生难以避免的偏激和机械性。除了在文学史和传统价值观上寻找一部作品的定位和价值外，王彬彬大概忘了还有一种叫打动人心和平常阅读的说法，就是那种审美中带来的“汗毛倒竖”、“轰然击倒”的感觉。这根本没法解释，无法在一本正经的论述文字中找到答案，但那也是一种审美。也不是说具备了“轰然击倒”感觉的就是好的文学作品了，甚至都不能以此说它就是“文学”了，但评判的标准在真正的文学和它的读者面前，是可以多元的，也是可以“不阐释”的。所以不能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判断《动物凶猛》这样的小说，尽管里面的调子会让有的人反感，甚至会产生极为痛恨的情绪。认为王朔是在回避、粉饰和美化某种东西，但这些在打破时代局限之后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动物凶猛》这样的小说其本身具备的审美性已经超越时代的局限，它可以让人共鸣的是真实的人性，而不是那些喜欢唧唧歪歪的人的所谓正确价值观。王朔的作品无论用怎样的文学眼光来审视，至少都不应该存在文学性的问题，这是常识。在论及王朔的时候，王彬彬多次表达出对作家本人 “流氓”的性情和“流氓”的人物状态的不屑，试图将其小说在囿于“爱情”和“案情”的主题上与“鸳鸯蝴蝶派”拉扯上关系，以达到将王朔及其小说拉下水的目的。这样做实在是太狭隘了，也肯定达到不了目的。流氓怎么了?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上来就说“流氓从来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首要问题”，既然是首要问题，为什么不能谈论之?而非要谈“氓”色变，上来就先一棒子打死呢?庞博而浩大的世界文学版图会拒绝一个流氓吗?我觉得这对于一个有过文学阅读经验的人来说是个常识问题，让·热内、波德莱尔、亨利·米勒这些就不说了，就拿奈保尔来说，嫖妓、找情妇，侮辱并逼死自己的发妻，这些在道德上毫无疑问的流氓行径，影响到他那些光芒万丈的作品了吗?很遗憾，甚至连波及都不曾有过，充其量只算生活轶闻。怎么可能通过一个“流氓”就将王朔否定?!再说，王朔仅仅在小说语言这个单项的成绩上，就已经绝对站在了当代华语小说的一流作家行列当中，这是保守的评判。如果像王彬彬那样按个人喜恶来说，我甚至觉得这个中国一流作家的行列里，王朔就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当然，这个说法的前提是所谓的当代华语写作中，还有一流作家这样一个群落。

　　这就让我又不明白一个问题，王彬彬在已经对一个作家没有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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