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书院”不同朝代有不同名称，南宋末年称紫阳书院，明代改为朱文公祠，后又改称“武夷书院”至今。最早称为“武夷精舍”。精舍其实不精，占地三亩，土木结构，但其精在所处的位置，精在朱熹匠心独运，“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布局极尽山水微妙之极；精在朱熹自力更生，亲率弟子“具畚锹，集瓦木”，艰苦而又精细营建。朱熹告友人的一个“缚”字，道出书院的天然神韵，也表现出他经济上的窘迫。营建初始，朱熹友人赵汝愚官任福建安抚使，曾令武夷县令官资助修，但被朱熹婉言谢绝了，回信称这样“于义既不可，于事亦不便”。可是他离任南康军时，却把任上节余的三十万钱交给接任者，嘱其修建白鹿洞书院。

历代文化人给“武夷书院”留下了记、铭、序、疏、咏，寄题数不胜数，其中张挂在武夷书院大柱上的熊禾的两句话传诵甚广：“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年，道未有如文公之尊。”朱熹认为，大自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只要多多接触，细细体察，就能发现万物之理，揭示运行之规。这是其“格物致知”认识论的通俗解释。他与门生畅游九曲，边走边吟，创作了“九曲棹歌”，高雅脱俗、清丽活泼、回环反复，吸引了由宋至清数十位诗家与之唱和。

思辩结合、教学相长是武夷书院的另一特色。朱熹治学讲学注重思和辩，不仅在于自身，而且在同道之间。如其所说，“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思考、思索、思维；辩论、争论、讨论，真理在思考中发现，道统在争辩中明朗。当然，论战难免伤及情面，你来我往不乏唇枪舌剑。但是朱熹真诚相对，心胸宽广。陈亮与朱熹对论时，仅为一位布衣，而朱熹已是官居五品，但他们对论持续十一年之久。“武夷书院”落成后，朱熹濡墨致函邀他前来，“承许见故，若得遂从容此山之间，款听奇伟惊人之论，亦平生快事也”。

在“武夷书院”，可以看到一个无意功名的朱熹，一个严于律己的朱熹，一个性情中人的朱熹。

（作者，张建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南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武夷书院·年谱

南宋淳熙十年（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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