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崇拜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下面主要分析三种现象：

    其一，我们发现，人们对“起点”和“起源”的问题始终怀着强烈的兴趣。如果说，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前，人们是自发地对起点和起源问题发生兴趣，那么，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出版之后，这种兴趣就从自发升格为自觉。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喜欢思索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并为此而争论不休。其实，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已把我们的思路引向错误的方向，即鸡和蛋从古至今都是不变的，它们中间总有一样东西在时间上是先出现的。其实，往前追溯，在起点上的可能既不是鸡，也不是蛋，而是一个“第三者”，而“鸡”和“蛋”则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其二，我们发现，人们在做学问时，很少研究问题本身，而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这个问题最早是谁提出来的，以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他们感兴趣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出现的开端和问题演化的过程。尽管研究问题也需要回顾问题演化的历史，但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毕竟是为了更好地解答问题本身。然而，他们却以对问题历史的回顾取代了对问题本身的研究。一切仿佛都颠倒过来了，问题本身变得无足轻重了，而问题演化的历史或过程却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

    其三，我们发现，在中国人中间，崇古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欧洲人把古代社会描绘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那么，中国人则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社会描绘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虽然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迥然各异，精彩纷呈，但在崇古、泥古这一点上，却有许多共同语言。慎终追远、祖先崇拜，始终是中国人在思考一切问题时蕴含的自然倾向。就以当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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